凤凰山革命史

（1925－1949）

福清一中校本课程丛书编委会
二O二O年二月

《凤凰山革命史》编委会

顾  问：林友来　黄献荣

主  任：薛天辉

副主任：江爱民　张秀华   林传茂  何华龙

委  员：林丽钦　林尔金　陈　强　李开强  杨贤新　　

主  编：何华龙

编  辑：朱如扬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二０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老校长寄语：

老书记题词：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学校在大革命浪潮中诞生…………………………

第二章　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反日示威抵制日货

（二）主持正义打击邪恶

（三）不畏强权争回校舍

（四）声援龙高人民反暴斗争

（五）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六）开展“驱王”“反陈”斗争

第二章　参加抗日救亡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二）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三）传播抗战文化

（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第三章　开展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

（一）揪住县长追还救济品

（二）罢课游行讨回公道

（三）惩讨恶吏黄建屏

（四）驱逐兵匪马国藩

（五）团结斗争追讨学谷

（六）声援南京“四一”运动

第四章　党团组织的先锋核心作用…………………………

（一）团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二）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三）革命师生参加武装斗争

第五章　重要历史人物………………………………………

（一）校领导

1.我们的好董事长——福清县中、私立文光中学的创办人郑忾辰

2.我们的好校长——福清私立文光中学校长俞慎初

3.我们的好校长——福清县中第三任校长陈佑民

4.我们的好校长——福清县中第六任校长陈应平

5.我们的好校长——福清县中和私立闽海初级中学校长陈云官

（二）老师

1.我们的好老师——潜伏台湾斗争牺牲的陈玉贞烈士

2.我们的好老师——真的“猛士”郭茂沂

3.我们的好老师——“勇士”、《学报》社长林启鑫

4.我们的好老师——“原野读书会”理事长吴端升

5.我们的好“老师”——县立初中党组织负责人何希銮

（三）校友

1.我们的好校友——县立初中团小组负责人张端哲

2.我们的好校友——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的何明远

3.我们的好校友——为抗日救亡牺牲的周裕藩烈士

4.我们的好校友——为抗日救亡牺牲的俞兆清烈士

5.我们的好校友——人称“抗日县长”的俞肇兴

第六章　重要历史遗迹……………………………………

（一）慨尘亭

（二）郑忾辰先生纪念室

（三）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

第七章　重要进步社团……………………………………

（一）同攻读书会

（二）原野读书会

第八章　附录………………………………………………

（一）我们的好学生——为救落水老师牺牲的施文清、刘麟烈士

（二）文麟亭

后记……………………………………………………………

前 言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由县立初级中学、私立闽海中学、私立文光中学三所合并）座落在著名侨乡福清市内凤凰山麓，占地面积122亩，建筑面积40324平方米。傍山建筑，绿树抱映，春花似锦，秋桂飘香，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从1985年起,我校一直保持福建省文明单位称号,1991年荣评为福州市“双文明标兵单位”,1993年荣评为省“文明学校”,1998年荣评为福州市第八届文明学校, 2010年被福建省总工会授予“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2011年后荣评为“福建省2009－2011年度德育工作先进学校”、“福建省园林式单位”， 2012年3月被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评为文明学校。同时，我们学校还是福建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校、国家级考试规范化考点、福建省教育科研基地校、“福建省新课改样本校”、“福建省信息技术示范校”、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基地、“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福州市职工之家建设示范单位”等。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25年,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在风雨中诞生(私立文光中学创办于1943年8月,私立闽海初级中学创办于1944年秋季),至1949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4年。24年来,她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步伐，经历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个历史阶段,许多革命师生参加武装斗争,迎来了解放。革命师生的战斗历程和为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光辉业绩也水远彪炳于福清革命史册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49年夏季,私立闽海初级中学并入“县中”；1951年7月,县中与私立文光中学合并,定名福清中学。1955年,学校正式定名为福清第一中学,1958年,并入福清大学,三个月后恢复原校名至今。1963年,学校被列为省41所重点中学。1980年秋,被确定为福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6年成为福建省“一级达标中学”。学校现争取2025年左右成为“现代化、有特色、第一流、可持续”的省“示范性高中”,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教书育人的胜地，师生生活的乐园，改革示范的榜样”，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强校、名校。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我校1925-1949年光荣的革命历史，知道的人并不多,包括近几年刚分配于我校的教师。因此，2017年9月,受学校委托，我们开始着手编写《福清一中革命史》(1925-1949)，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再次进行了修订，改编成《凤凰山革命史》。我们想通过此书,能让更多的在校生了解我校光荣的革命历史,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下定决心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编者

                       2020年2月25日

凤

凰

山

革

命

史

第一章　学校在大革命浪潮中诞生

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福建后，不仅在全省各地进行政治经济侵略，而且还不断地加强文化侵略。文化侵略的主要表现是各教会在全省各地创办各级学校，大力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时福清仅办两所初级中学，一所是办在县城的私立毓贞女子中学，一所是办在龙田的私立融美初级中学，均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招收的学生以信徒子女为主，且学校利用种种手段进行西方奴化教育，把莘莘学子拒于校门之外。许多想接受中等文化教育的福清学子，只好长途跋涉到省城福州就读，而到省城福州学校求学的费用又非常昂贵，一般人家是负担不起的。因而那时福清广大人民群众子女能上初中读书的为数极少，这就引起教育界和各阶层民众的忧愤。“五四”运动后，福建省反对教会学校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斗争连绵不断。福清龙田镇施氏族人夺回被美国女传道师程吕底亚霸占土地建教会学校的斗争，便是福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留下的光辉历史。在经历了福州“四七”惨案和上海“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后，福建省各界民众收回教育权的声浪更高。在此形势下，同盟会元老郑忾辰积极支持教育界及各界著名人士兴办福清民众自己学校的倡议。教育科长杨健鸣遂召集有关人士聚会，商议筹办县立初级中学事宜。1925年秋，将福清县第一小学、福清县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并，成立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租赁高巷陈家祠堂为校舍。学校实行委员负责制，派林骥(舫孙)、吴志陶、吴国华3人为委员，分任总务、教务、训育三课主任。办学经费一靠附征粮、屠宰税，二靠花生捐，三靠地方热心教育的士绅募筹赞助款。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就这样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要求自己办教育的声浪中诞生。1927年，省教育厅正式立案，批准为公立中学，改委员制为校长制，郑忾辰长子郑毓和为第一任校长，逐步充实学校各方面设备，奠定了县立初级中学的基础。 　　　　　　

首任校长郑毓和     

迨至20世纪40年代，40万人口大县的福清竟无一所高级中学。学生上高中，仍要长途跋涉到福州，这给广大学子继续求学带来诸多不便，以致许多学生中途辍学。福清人才难以辈出，乡业难以振兴。于是，教育界人士和社会贤达又公推郑忾辰出面，于1943年8月，召集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士王文杰、翁品嘉、杨贻福、王朝滋、刘天仇、戴圣昌、郭茂沂、俞慎初、陈云官、陈希雄、陈霖苍、叶佩丹、吴承铭等20余人，商议创办高级中学事宜。将文昌阁、奎光阁两社的店业田产献助办学。同时旅外的融籍学生大造办学舆论，由吴端升执笔在《青年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福清要有一所高中》的文章，争取各方面人士的支持。8月26日，各界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文光中学董事会，推举郑忾辰为董事长，定校址于凤凰山麓的万寿寺(三官堂)，取“文昌”、“奎光”首尾二字，定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公聘任教于省农学院、协和大学理学士陈霖苍为校长，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工宿舍。10月正式上课，由于教师不足，有许多县中的老师到私立文光中学兼课，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后来受党中央派遣到台湾潜伏的壮烈牺牲的陈玉贞烈士。1944年，省教育厅以职业学校批准立案，1947年改为普通中学。

1944年秋，县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又创办私立闽海初级中学。校址设在县城城隍庙。办学经费由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地方人士陈绍辉、陈则骏、郭则杰等赞助。私立文光中学、私立闽海初级中学，均于抗日战争最严峻时期，又逢地方经济最竭噘的时候，为振兴福清而创办的。

第二章　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反日示威抵制日货

县立初中创办之初，正值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福建形成之时，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全省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兴起。创校翌年，即1926年，学校就成立学生联合会，配合革命军北伐战争，大造“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舆论。5月9日，县立初中学生吴绍温、薛天爵等和县城他校学生共100多人，联合城镇青年、县城居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在福州读书的青年学生俞肇兴(奋初)、郑致中、陈子和、林镜荣等协助下，以纪念“国耻日”(指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 的1915年5月9日为国耻日)为名，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举着标语，高唱国耻歌，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等口号，通过大街小巷。当队伍行至楼锦霞、官驿巷口宣传站时，俞肇兴向群众讲述“二十一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祸患时，群情激愤，大家不断振臂高呼反帝口号。这次游行是福清人民首次进行的反帝爱国大游行。

与此同时，县立初中还大力开展抵制日货、购用国货的群众运动。青年学生出于一片爱国心，特别仇视日货。称日货为“脏货”，称贩卖者为“奸商”。他们互相监督，禁用日货。时渔市街允中杂货店贩卖日货被青年学生发现，县立初中和他校一批学生互相转告，顷刻间结成一支队伍，奔向允中杂货店。几位代表向店员晓以大义，并警告店主要将日货全部清点封存听候处理，不准贩卖。又有，位于南门兜的善美栈，经销许多外国货，还有日本咸鲢，学生得此消息后，又集队涌向善美栈，向店主提出质问，并没收了数十包咸鲢，搬到南门外焚烧。店主不服，纠集数十名打手，用木棒、铁棍殴打爱国学生。俞肇兴奋力反抗，身负重伤，县立初中吴绍温、郑润耀等几位学生也受了伤。奸商暴行引起公愤，激起更剧烈的斗争。最后善美栈老板不得不屈服，请医生给俞肇兴接骨医伤，向受伤学生赔礼道歉，这场风波遂告平息。

（二）主持正义打击邪恶

当时，县城西门有支由土豪劣绅操纵的民团武装，为非作歹，欺压群众，西门街、水陆街居民恨之人骨。有一次，学生陈曾柯的父亲被殴打重伤，陈向同学哭诉，激起县中学生义愤，在西门、水陆两街市民支持下，一批青年学生拥至西门民团团部抗议。民团看到学生人多势众，惧而逃避。大家怒不可遏，捣毁了民团团长的住宅，显示出青年学生镇邪的威力。此后，民团欺压百姓的反动气焰也有所收敛。

（三）不畏强权争回校舍

早在1923年，美以美教会传道士就以办慈善事业为名，欺骗福清县政府，占用较场埔大片土地，利用海口镇东城的城石建造贫儿院。贫儿院建成后，教会却公然违约，于1926年把它划归明义中学所有。福清各界人士极为不满，虽几经交涉，都无奈其何。

1926年12月中旬，北伐军乘胜攻克福州。在反帝、反军阀浪潮冲击下，福清县当局决定把“贫儿院”收回，作为国民党福清县党部筹备处办公处所。美以美教会却出来干涉，向上“控告”，反诬福清侵占教会财产。县党部筹备处被责令迁出，群众为之哗然。县立初中师生不畏强权，在社会人士及在榕读书的学生代表俞肇兴、唐修德、张端樵等人的支持下，趁县党部搬出之机，连夜把学校搬了进去。时明义中学当事者林XX，不听劝告，坚持教会立场，不肯退还校舍，竟又向省政府提出“控告”。被激怒的县立初中师生与在榕读书的学生百余众，于1927年2月16日晚，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冲进假山底叶向高花园林XX的住处，揪出他并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游行队伍经官驿巷，出渔市街，沿途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最后直拥至县政府，把林XX交给县政府处理。

美领事为此事又向省政府提起“控告”，省政府屈服于教会压力，不敢处理。于是，刚刚上任的校长郑毓和率众上省抗争。公庭之上，郑毓和慷慨陈词，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教会终于败诉，县立初中以26000元作建筑补偿费争回校舍。1928年县立初中扩大为两部，新争回的校舍定为校本部。内设办公室、教室、仪器室、图书馆，群力楼顶楼作为部分教职员宿舍。加上明德书院，县立初中初具规模。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争回被侵占的地盘，作为县立初中校舍，是福清人民与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四）声援龙高人民反暴斗争

林靖匪部原是莆(田)仙(游)一带的土匪武装，1931年10月，福建省保安处长方声涛为了培植个人势力，把他们收编为省防军独立旅调驻福清。林靖匪兵在福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龙高两地受害最烈，民怨沸腾。1931年12月26日夜，即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子夜，龙田、高山两地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反暴武装斗争。在不满50个小时内，就一举歼灭了林靖匪部驻扎在龙、高两镇两个营800多名匪兵，击毙了团长凌志雄及大小军官几十人。县立初中校友张端哲(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此次暴动。暴动之后，县立初中校友纷纷参加省、县两地的请愿示威游行，声援龙高人民驱逐林靖匪部的正义斗争。

时在南京供职的老同盟会会员，立法院委员郑忾辰得悉，特地到上海去见在沪的福建省代省长方声涛（方声涛，是黄花岗72烈士方声洞的胞兄），并对他纵容林靖镇压福清人民的作法提出强烈的抗议。福清县长林缉铎慑于民变的威力，也取消了弹压的想法，他联合福清县商、教两会及绅士吴冱元等电邀福清籍要人，要求省府派要员调查事件真相，并设法调停。代省长方声涛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改变主张，一面派省防军二旅刘骏团两营（教导团）兵力来福清防范林靖匪部，一面派福清籍专员陈煌琳率团前来调查。在多方努力之下，才将林靖匪部赶出福清。

（五）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具有正义感的福清青年，为寻找教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各方努力，于1932年11月2日在县立第一小学正式成立同攻读书会。会员由二三十人，发展到300多人，吸引了许多进步活跃的青年。县立初中师生俞建曦、张端哲、陈绍璟、陈聪章、吴秉宝、陈云官、刘天仇、郑润耀、洪得望、吴承铭、高惠如等参加了同攻读书会。中共地下党团员何文成、陈炳奎、余长钺、何希銮，张端哲等为同攻读书会的骨干.同攻读书会通过开办书刊社(图书室)，出版《同攻》会刊等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介绍“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思潮新文化及科学知识等。同攻读书会还组织文艺宣传队，于1932年12月，在县城中涧寺演出进步话剧《阿Q正传》，并巧妙地加进一些揭露、讽刺福清反动当局和黑暗势力的内容，颇受观众赞赏。同攻读书会由于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引起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注意。1933年9月，福清县长甘沄以“同攻读书会成份复杂，非研究学术团体”为借口，查封同攻读书会，并没收全部书籍。同攻读书会活动虽只近一年，然而它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福清革命活动无疑是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六）开展“驱王”“反陈”斗争

王子吉，建瓯人，系国民党中统特务，又是学痞，1936年，到县立初级职业学校任校长。到任后，即投靠县长毛应章，在学校里实行法西斯统治、奴化教育，动辄体罚学生，甚至用皮带抽打。是年秋，王子吉趁学生毕业之机，以办农场为借口，又把学校迁到东张灵石寺。学校迁址过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散失甚多。学校迁到灵石寺后，古刹胜地亦惨遭洗劫。他下令把灵石寺的千年古树乱砍一通，驮运到各地当做柴薪贱价出卖，所得之款充塞私囊。又把灵石寺中历代金身佛像洗去金粉，熔为金块，盗为已有。还把一部分珍藏佛经盗窃出境，卖与海外，其中不少为国内孤本。唐宋元明难见版本，名人学者手画、书法、抄本也难免洗劫。学校在王子吉糟蹋下，命脉几断。他又趁1937年“七七”事变之机，宣布学校停办。王子吉蛮横无理，胡作非为，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1936年夏，临近学期考时，进步学生便秘密策划“驱王”活动。以学生会学习股股长吴伟仪(端升)与其兄商乙班班长吴学仪为首的部分进步学生首先发难，发动罢考，散发“驱王”宣言，坚决要求驱逐王子吉。为弹压学潮，毛应章、王子吉一方面强令教师分赴学生家里做分化工作，另方面又动用便衣包围吴伟仪住宅。此次“驱王”活动虽被弹压，吴氏两兄弟被开除学籍，但学生中反专制、反迫害的斗争精神却消灭不了。

1942年春，陈开瑀到县立初中任校长，带其弟到校任总务。陈开瑀兄弟俩独揽学校财权，贪污经费，克扣学生伙食，还将田粮处供应的大米盗卖出去，换成粮仓里陈年变质的稻谷，加工成不能吃的糙米，作为学生伙食。陈开瑀胡作非为，引起师生公愤。时在县立初中任教的陈云官，一面向陈开瑀提出抗议，一面暗示学生自治会向县当局告发。二年级何本善、林中长、曹德来、游遵明等十多位同学于一天深夜，聚集在洋中厝宿舍里秘密开会。决定:一、发动把矛头指向陈开瑀兄弟及童子军教官的罢课，公布他们的贪污罪行;二、派代表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县当局揭露陈开瑀丑恶面目;三、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学生正义行动。但因青年人秉性刚烈，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不等天亮，于子夜时分，就拥至陈开瑀卧室，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进行说理斗争。这个行动惊动了陈开瑀的弟弟，他溜出户外大喊“土匪抢劫”。周围群众不明真相赶来解围。同学们只好星散回到宿舍。

陈开瑀被打击后，恼羞成怒，漏夜与其弟密谋派教官向县警察局诬告“共产党暗中挑动学生暴动，要求严加惩办。”翌晨，县警察局不问青红皂白，派出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到县立初中逮捕参加行动的十多位同学。陈云官挺身而出，和十多位教师商议后，立即宣布罢课抗议，呼吁社会各阶层人士声援支持。并由他带代表向县当局说明事件真相，要求立即释放无辜学生，同时以学生自治会与教师代表名义，印发《宣言》，通电省教育厅，揭露陈开瑀一伙迫害学生的罪行，要求给予惩处。这场与陈开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元老郑忾辰积极干预下，迫使福清当局不得不把被捕学生释放出狱，讨回了公道。

第三章　参加抗日救亡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浪潮席卷全国，福清县抗日救亡活动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是年秋，县立初中决定停课一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下乡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出发前，学校负责人林舫孙向学生进行动员，他从戚继光、俞大猷抗倭的英雄事迹，讲到日军入侵东北的种种血腥暴行，引文天祥《正气歌》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反日热忱。俞肇琦、林紫辰、林运钦等许多同学，分别到海口、城头、东张、渔溪一带巡回宣传。

1936年冬，教师陈云官与陈振先(明义中学学生)带领县立初中部分同学到海口斗垣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张贴抗日标语，演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演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时，群情激昂，村民们与宣传队员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等口号。翌日，宣传队到海口镇及岑兜、霞楼两村宣传，沿途边唱抗日救亡歌曲，边喊口号，唤起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

时执教于县立初中的音乐教师江宝琛，利用音乐课，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课余时间组装矿石收音机，当他从收音机里得知日军入侵热河，整个华北沦陷，以及义勇军抗敌战况时，漏夜编辑油印《福清快报》，无偿地分发给县城各机关团体、商店，又托人分送到各个乡镇。1932年至1936年夏，他在校内组织歌咏队，亲自任指挥，到县城闹市处，指挥歌咏队合唱: 《开路先锋》、《大路歌》、《流亡三部曲》、《码头工人歌》、《在太行山上》、《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声感人肺腑。还经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带领“晨呼队”，走街串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斗志。他还自编自导《杨武从军》话剧，谴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当他带领魏周群等演员到宏路洋埔演出时，被国民党侦缉队发觉，要拘捕他，幸得友人秘密通知，免遭灾难。

在平潭县第一个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并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周裕藩，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福清县立初中，在校期间，除传阅革命的进步书刊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是学校组织的演出队队员，经常参加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

（二）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周裕藩已于县立初中毕业。他奉命回平潭，以进岚华初中复读三年级为名，在平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他参加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范围，不但到祖籍地福清、出生地平潭，还到长乐、永泰、闽清、闽侯及福州一带农村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这一时期，县立初中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更加活跃。学校组织宣传队，演出田汉编的著名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反映东北沦亡时，一对父女哭诉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悲惨状况。剧情凄楚，情节感人，群众看了无不义愤填膺。

1938年暑假，由县立初中教师陈绍辉、学生丁康华、郑式言、杨学俊等30多位师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到东张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每天晚上都到各村祠堂或小学演出，主要节目有演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凤阳花鼓》等，也演短剧，揭露日本军队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等罪恶，激发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感情。

1939年12月，县立初中以“增进粮食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内容，组织宣传队，分赴各乡发动群众，搞好冬耕生产。还发动师生在春节期间为群众书写抗日春联，如“是炎黄子孙不做汉奸，保中华国土责在吾民”;“大丈夫献身建国，好儿女壮志凌云”;“为整个民族求解放，从长期抗战谋复兴”等。春联内容富有鼓动性、战斗性，看了使人振奋，倍增爱国激情。

（三）传播抗战文化

因发动“驱王”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县立初中学生吴端升，不得不转到明义中学就读。在那日军入侵、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血气方刚的吴端升其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愈益剧烈，遂于1940年5月4日，与其弟吴干民及几位要好同学林定炯、林家靖、林贞瑞、陈经纬、江汉秋等发起组织原野读书会，拿起笔来投入抗日斗争。后来县立初中也有20多位师生参加这个读书会。读书会编辑出版《原野》半月刊，宣传抗战文化，打击汉奸卖国贼；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揭发贪官污吏、暴露社会黑暗面。共出19期。从第三期起，聘请陈云官为编辑部主任。县中教师张振文也参与具体工作，校友陈聪章在印尼积极资助。《原野》半月刊，在中共地下党党员陈振先、吴源生参与支持下，发行量不断扩大，影响很好。

（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1940年暑期，县立初中校友周裕藩与曾焕乾一起，建立起福清、平潭一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周裕藩任副指挥兼队长，在大阪(时属平潭，后划归福清)、三山海瑶开展抗日活动。1941年4月，福清、长乐、福州相继沦陷，周裕藩奉命回平潭组织抗日武装队伍。6月，由他指挥，在平潭海面歼灭到大富一带扰乱的伪军郑祯道部。1942年五六月间，周裕藩又负责筹建闽中沿海突击队，周任指导员，在闽江口至乌丘岛一带海面开展活动。1944年8月，周裕藩被调任中共福长平海口特区书记，10月，日军再次入侵福清、长乐、福州，他来到福清松潭小学，召开特区区委会议，决定利用三青团战地服务队的合法名义，成立一支有学生、教师、农民参加的抗日武装队伍，县立初中校友周述銮为指导员，活动于松潭、安民、李厝、西岐、倪埔、霞楼一带。周裕藩又奉命集中闽沿海突击队100多人，在长乐壶井成立抗日游击队。接着周裕藩带一部分队伍到福州鼓山，成立一支以平潭、福清为主力的鼓山游击队，周任队长兼政委。与此同时，他又在长乐上下丁地区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1945年1月中旬，周裕藩奉命恢复闽中沿海突击队，在长乐东洛岛一带开展活动。1月下旬，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中牺牲。

1941年4月20日福清第一次沦陷。县立初中校友俞昌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福(清)长(乐)抗日游击大队，任第二中队长，在福清梧屿、海口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县立初中学生俞兆清走出校门，加入共产党人陈金来领导的福清抗日游击队，并于是年8月4日参加长乐琅尾港伏击战。这次战斗击毙田中岛中佐及村野分队长等日军官兵42人，是福建抗日游击战中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斗。后于1946年7月，在平潭县牺牲，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第四章　开展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

在全国各地及省城福州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与影响下，在校内地下党党员和进步师生的宣传鼓动下，县立初中、文光中学，闽海初中3所中学广大师生为追求真理，不畏强集，多次开展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求生存的斗争。

从1947年上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把爱国民主运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一）揪住县长追还救济品

1947年3月初，福建省救济总署调拨一批联合国战后救济物资给福清县发放。3月24日下午，全县教师职工按县教育科通知，集中在县政府中山堂领取救济品。可是，县长汪冰却突然宣布:救济品只分配给公务人员，没有教职员工的份。教工们莫明其妙，全场哗然。闽海初中陈拓夫、郭茂沂等人抓住机会，向教工们进行宣传鼓动:“教育科下公文通知我们来领取救济品，为什么说没有我们的份呢?这只能说明救济品被汪冰这些贪官侵吞了。他们平时搜刮民脂民膏，贪得无厌，而今天不但侵吞救济品，还公然戏弄我们，污辱我们，士可杀不可辱，大家起来拼吧!”一席话燃起了满场怒火。南区一位小学教师高喊:“ 拼吧!过去我们龙高人民为驱逐林靖匪兵拼!今天就和狗官汪冰拼吧!”随之“和汪冰拼”的吼声雷动。闽海初中校长陈云官认为拼要讲究策略，还是先礼而后兵好。大家觉得有理，便推选他与郭茂沂、倪朝铭、林启鑫等人为代表同汪冰谈判说理。

陈云官带领代表进入县长会客厅，汪冰凶神恶煞板着脸孔说:“你们来干什么，不是说救济品没有你们教员的份吗!代表们严词驳斥说:“省救济总署明文规定救济品发给公教人员，这又如何解释?”汪冰推说运来数量不够。代表们要求追查数量不够的原因。汪冰听了暴跳如雷，竟拍起桌子大骂“放肆!”郭茂沂与林启鑫等代表见状，怒不可遏，冲过去揪住汪冰。汪冰喊叫挣脱，撕断西装领带逃出会客厅。在走廊上，县党部监委兼县立初中公民课教员吴启炘迎面赶来，挡住汪冰的去路，几百名教工把汪冰团团围住。这时县保安队长，叫号兵吹起军号，集合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并在中山堂对面架起了一挺机枪，对五六百名教工进行威胁。面对凶恶敌人的枪口，教工们毫无畏惧。陈云官与郭茂沂挺身而出，一起进行现场指挥。几位身强力壮的教师迅速扭住汪冰，把他推到前面。郭茂沂对保安队员高喊:“县长在这里，你们开枪吧!”汪冰吓得全身哆嗦，连声高叫:“别开枪，我在这里!”这时有一个彪形大汉的教师，手抱一块石板条，突然出现在机关枪前，大声喝道:“撤不撤，不撤就砸断你的机枪。”保安队长无可奈何，只好撤走保安队员。

此时，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县参议长江修元等人急急赶来为汪冰解围，请教工代表到县党部谈判。教工代表坚持:每人按规定，立即发一套卡机布料，并保证今后不打击迫害教师。汪冰推说救济布不够，要宽限日期。双方相持不下，便决定第二天继续谈判。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于是，由陈云官出面请同盟会元老郑忾辰出面调停。第二天谈判代表向汪冰提出四条条件:一、汪冰县长应向全县中小学教师赔礼道歉;二、保证不歧视、不迫害教师；三、中小学教师每月集会一次，不得进行干涉;四、不能拖欠教师的薪金和补贴粮。汪冰慑于群众的威力，表示完全接受代表提出的条件，并在谈判书上画押签字。苏景昌、江修元也签字担保。但是，救济品问题未能解决。遂由县长汪冰、教育界参议员吴承铭、教育会代表翁鸿猷组成3人小组，上省向省长刘建绪交涉，刘建绪批示“按教济署规定，每位教职员发给一份”。至此，斗争才取得完全胜利。

这次斗争，为福清教育界爱国民主运动拉开了序幕。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陈云官主持召开了城关各中小学教师会议。会议做出七项决议，其中两项决议是:一、加强校际联系，每月聚会一次，由城关各校轮流召集，必要时进行联合斗争; 二、以县教育会的合法名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爱国民主运动的喉舌。

（二）罢课游行讨回公道

1947年3月，县立初中一华侨子弟学生，拿了一支派克钢笔(时称“自来水笔”)到一拂街“启时图”钟表店修理，被店主偷梁换柱弄了一支不值钱的钢笔还给这位学生，该生与之交涉反被辱骂殴打，引起全校同学公愤。同学们成群结队，纷纷赶到“启时图”钟表店为这位同学讨公道。店主见势不妙，向县警察局谎报“共产党挑动学生来店闹事”，要警察局出面惩处。警察局不分青红皂白，出动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军警，围攻到该店抗议的学生。校长郑国荣决定马上罢课，组织师生上街游行抗议。并通报文光中学、闽海初中和明毓联合中学，请求声援。翌日上午，县城4所中学师生,在各校领导支持下，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手执“反迫害”旗子，沿途高呼“县政府必须严惩肇事人员”口号。游行队伍到达县党部、县政府、县警察局门前时，更是口号震天，群情激奋，国民党福清当局没有一个人敢出面耍淫威。这场为维护学生正当权益的斗争，打击了邪恶势力，显示出民主运动的威力。

（三）惩讨恶吏黄建屏

黄建屏是国民党福清县政府主任秘书，也是县长黄际蛟的心腹。此人暴戾贪财，勾结地方劣绅干了不少坏事，是福清民众痛恨的恶吏。

1948年6月25日上午，文光中学教官俞昌棫到县政府质问黄建屏拖欠学谷问题，引起冲突，被黄建屏辱骂并扣押。经校领导交涉后，才让其回校。此事激起各中学师生义愤。文光中学在地下党党员吴继盛、陈孝义发动下，决定于当日下午罢课抗议，并组织全体师生上街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县立初中，全校师生群起响应。校长陈云官立即召开教师会议，做出全校罢课、联合示威游行、声援文光中学师生的决定，并向文光中学校长俞谨(慎初)通报。明毓联中学生闻讯，亦立即响应，鸣钟集合全校学生准备游行。25日下午3点，文光中学、县立初中、明毓联中、闽海初中4校师生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挥舞着标语，高呼“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迫害教师学生”等口号，向县政府进发。4点，游行队伍开进县政府大门。文光中学学生率先冲进公堂，领头的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党员高名峰、陈孝义，紧随其后的是张杰、李登秋、苏公檀、陈爱菊、陈立茂、陈遵龙、何明远、戴教忠等同学，在办公室里找到黄建屏。黄建屏态度十分傲慢，根本不把青年学生放在眼里，反诬来找他说理是“不轨行为”、“奸党闹事”，要加以追究等等。原想与他论理的师生，见他如此蛮横，怒不可遏。教师林智彪揪住黄建屏，苏公檀、陈爱菊、何明远等许多学生拥上前去，把他围住，有的抓他的手臂，有的刮他的鼻子……煞下了他的淫威。不料，竟被他挣脱跑掉。师生们更加愤怒，何明远用茶杯砸了办公桌上的玻璃，陈立茂、陈遵龙把办公桌掀翻。县政府工作人员见这批师生不是好惹的，就假惺惺地劝他们坐下来慢慢商量，并提出打电话请国民党福清商会会长陈武清等地方绅士出面调解。群情激昂的师生不知对方使的是缓兵之计，便静下来等待。谁知过了片刻，几十名自卫队(保安队)荷枪实弹从东、南两面跑进县政府，包围师生队伍，并在门口架起机枪，向着队伍方向朝天鸣枪恐吓。枪声一响，全场大乱，造成十多名师生受伤的严重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福清县政府歪曲事实向上汇报，说文光中学“奸党闹事”，砸了政府办公场所，使政府无法办公，要求省政府严办肇事学生。文光、县立中学两校师生代表联合商定了应急对策：拟电发函强烈要求省政府严办县府主任秘书黄建屏调兵开枪镇压师生；向各地著名院校发出呼吁，说明真相，请求声援；陈孝义、陈立茂等同学到县商会找会长陈武清，要求他通知全县城工人、商人罢工、罢市，支援学生运动。当晚，文光中学校长俞慎初召开文光、县立中学各校师生会议，决定:一、全县各中学联合举行罢课，抗议“六二五”暴行；二、散发由王允铨、陈云官起草的宣言，揭露黄建屏的罪恶;三、派陈和明、林义立等教师组成的代表团上省控告，要求省政府惩办黄建屏。

26日，社会各界纷纷起来声援，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全城沸腾。在“三罢”中，文光中学进步学生除散发传单大造舆论外，还到县内各校活动，争取各学校支持、声援县城师生的抗暴斗争;《学报》发表评论文章，谴责黄建屏调动军警镇压请愿师生的暴行;各界人士也纷纷指责黄建屏的罪恶。气急败坏的县长黄际蛟找县中校长陈云官进行威胁：”县立中学属县政府直接领导，不得罢课，必须立即复课，否则将停发教职工的工资。”陈云官对黄际蛟的威胁嗤之以鼻，回校召开全体教师会议，揭露黄际蚊的阴谋。教师们听了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教师们不畏暴力，敢于抗争的精神，增强了陈云官校长斗争到底的决心，便同教师郭茂沂一起去找黄际蛟，提出复课条件：黄建屏必须向全体师生赔礼道歉，县政府必须给黄建屏应有的惩处，保证不再迫害教师和学生。最后陈云官义正词严地说:“师生们受害已经无法忍受了，若他们再次示威游行，我这个校长也无可奈何。”黄际蛟见陈云官话中有话，怕师生们再次示威游行，便软了下来，请求陈、郭劝阻师生游行。陈、郭两人则坚持惩处黄建屏以平民愤的条件，否则一切后果由县府负责。黄际蛟自知理亏，却又不愿惩处黄建屏，怕事态扩大，又派幕僚中的一些政客到县中游说，但也无济于事。

黄建屏制造的“六二五”事件，引起师生的强烈反抗，也招致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黄建屏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当他获悉省政府接到福清教师代表控告，准备派督察员何谦及省保安司令肖董光来融查处时，感到无法再混下去，只好借口回乡治病，呈请辞职。7月7日，黄建屏在福清人民唾骂声中溜回闽西老家。这个作威作福的酷吏，前后仅12天时间，就被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所吞没。

（四）驱逐兵匪马国藩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蒋家王朝覆亡在即，财政崩溃，物价飞涨。福清公立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学谷(以谷代薪)被拖欠了两个月，教工的生活濒临绝境。3月18日，县立初中全体教师请假罢教，县政府遂答应发还拖欠的学谷。

3月29日，县立初中派庶务长陈荣光到海口田粮处领运县政府欠发的教师学谷。正当装运学谷的船只起运时，突然遭到县保安队袭击，大队长马国藩带领十多名保安队上船围殴陈荣光。陈荣光被打得遍体鳞伤，船上的学谷被洗劫一空。陈荣光在群众掩护下避过马国藩的追捕，逃回学校，全校群情鼎沸。地下党负责人俞洪庆通过陈拓夫、陈剑森、张超然3人，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并要求校长陈云官出面领导。于是，一场由陈云官领导，陈拓夫、陈剑森、张超然等人负责发动，郭茂沂具体执行的驱逐马国藩斗争便在福清教育界迅速展开。

30日上午，陈云官在县立初中召开各中小学教师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各校同时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布由陈剑森执笔的《驱逐刽子手马国藩宣言》。与此同时，县立初中学生集合在本校榕树下，由郭茂沂进行动员。他用马国藩经常带队残杀无辜百姓的事实，揭露土匪出身的马国藩的残暴罪行。同学们听了，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表示一定要把“驱马”斗争进行到底。下午，一支近千人的游行队伍，由教师领头高呼“打倒马国藩!”“驱逐马国藩!”“惩办抢劫学谷的马国藩!”等口号，沿着大街小巷，开抵县府门口。把守县堂的十多名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但在声势浩大为正义而斗争的示威游行队伍面前，也不敢施行淫威，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师生游行队伍从县府门前经过。

31日，县立初中教师在水陆街参议会会所举行招待会，邀请辛亥革命元老郑忾辰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会上由教师代表向各界人士控诉马国藩的暴行，并散发《宣言》、《告福清民众书》。为了扩大合法斗争的影响，由陈荣光向法院起诉，控告马国藩劫粮、殴人之罪行。《学报》也发表题为《马国藩反了一—截劫县中教工食谷》的评论。 广大教师、学生的坚决斗争，以及各界人士的声援、支持，使马国藩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县长翁其法不得不把马国藩调离福清。

    （五）团结斗争追讨学谷

在开展驱马斗争的同时，进步师生决定，进一步开展追回被拖欠学谷的斗争。斗争仍由陈云官负责发动。陈决定召开一次动员会，以中小学教师联谊会的名义，发贴邀请各小学校长、教师代表参加会议，并邀请郑忾辰老前辈以及社会名流和报社记者出席。还派一些进步 教师负责联络各界人士，争取各阶层的支持。4月1日，在县立初中群力楼北侧的礼堂举行有100多人出席的追还学谷会议。县长翁其法得知会议的意图，便派大批便衣警探进校捣乱。教师们针锋相对进行斗争，迫使这些警探退出学校，使会议得以如时召开。陈云官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为维护教师的生存权利，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必须起来斗争，迫使当局发还被拖欠的3个月学谷。接着各校代表相继发言。县中进步教师在发言中介绍全国各地革命形势，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文光中学、闽海初中等校代表也在会上发言，都强调只有团结，斗争才能胜利，才能维护教师的权益。开会时，警探从墙外向会场抛石块，进行干扰破坏。吴绍诰负责大会联络，也被警探跟踪，险被狙击。教师们群起反击，击退警探。

午饭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对马国藩截劫学谷殴打陈荣光的暴行，以大会的名义提出抗议；由陈云官、郭茂沂、林彩云(女)、苏慰端(女)等人组成教师代表小组，向县府追讨被拖欠的学谷。翁其法十分蛮横，拒绝教师代表正当要求，竟把手枪放在桌上进行威胁。但代表们毫不畏惧，坚决进行斗争。陈云官正告翁其法:”如不及时发还学谷，教师们没饭吃，必然要离开学校，另谋生路，到那时谁都阻拦不住，我这个校长爱当也当不成了。”翁其法怕学校再次罢课，不得不签发“如数发还教师学谷”。

（六）声援南京“四一”运动

1949年4月1日，南京11所专科以上的学生6000余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张耀明指使军警特务开枪镇压，造成死2人、伤百余人的“四一”惨案。翌日，南京大罢课，上海总罢课，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校纷纷罢课声援。“四一”惨案消息传到福清，融城各中学师生极为愤慨。县中校长陈云官和进步教师认为福清也应当发动师生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四一”惨案的暴行，这样既可以同外省的学运联合起来打击敌人，又能够进一步鼓舞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斗志。4月14日，县城各中学学生自治会委员集中县立初中学生运动部开会，决定由县立初中牵头，把各校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组织成立声援南京“四一”运动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罢课、示威游行事宜。经过各校协商，决定全县中小学4月15、16两天总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四一”惨案，发出《快电》、《宣言》声援南京学生。

快电全文如下:

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转“四一”事件同学及其家属鉴:“四一”惨案消息传来， 我县全体同学愤慨万端，除罢课两天并发布《宣言》以示抗议外，再特电慰问。

福清各中学     启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

声援宣言全文如下:

南京大专学生为争取实现和平与活命的游行请感，竟遭到蛮横的镇压，致使学生毙命二人，伤百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四一”事件。

我们青年是富有正义感的，对于这次南京学生争取和平、活命理直气壮的行为受残杀迫害的事件，我们感到无限悲痛与愤恨。在全民所渴望的和平之今天，蛮横的黩武者竟又施展了他们一贯的杀人暴行，这岂不是对和平的一个绝大的讽刺!

为了公理、正义以及今后数千万学生生命的安全，我们以最沉痛的心情罢课两天，以示严重的抗议，并坚决要求当局交出那一批杀人的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福清各中学

四月十三日

这次开展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国民党南京当局制造“四一”惨案的斗争，更加激发了全县各中学师生的斗争意志。对深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迎接新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章　党团组织的先锋核心作用

县立初中、文光中学、闽海初中3所中学，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真理、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团组织、革命积极分子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起着先锋核心作用。

（一）团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外读书的福清青年学生，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加人中国共产党或党的外围组织，有的被派回福清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在沪读书的倪朝龙，在榕读书的何希銮、谢毓骝、谢廷清，相继回福清。遵照中共福州市委的布置，开展各种革命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并秘密传阅马克思主义读物和其它进步书刊。何希銮通过县立初中张端哲、俞建曦、陈绍璟、吴秉宝、林秉钧等多次在同学中散发、传阅从福州带回的油印宣传品和革命书报，并在校内组织党的外围组织人道互济会，积极传播革命真理，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1月29日夜，即除夕之夜，倪朝龙、何希銮、谢廷清.……和县立初中张端哲、陈聪章、张振文等进步青年十余名来到瑞云塔下。按照事先安排，四处张贴、散发反帝反封建标语、传单。标语和传单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翌日清晨，即正月初一早上，融城沸腾，从东门到西门，从小桥街到后埔街，到处是红绿绿的标语和笔迹未干的沥青字。贴在利桥天主教堂前的“反对帝国主义侵路”八个大字尤其醒目。看到标语的群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县政府、县党部十分恐慌，一面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巡逻，一面责令手下撕毁， 洗刷所有标语，还宣布全城戒严，停止交通。当日，倪明龙即景赋诗，抒发豪情：“满城干戈满地愁，城分南北一鸿沟；洪涛鼓动长江水，雨过天晴红日浮。”此诗曾在同志间传颂一时，闻者称快。

1930年5月，何希銮把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思想比较成熟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在县立初中和县汽车站、宏路圣来小学建立3个团小组。县立初中张端哲、陈绍璟、吴秉宝3人参加共青团，张端哲为县立初中团小组负责人，也是福清团组织联络人。县立初中团小组直属中共福州市委领导。张端哲用密写办法，每月向福州仓前山塔亭医院杨X X联络处汇报一次工作情况。1930年秋，张端哲到福州师范学校读书时转为中共党员，代理党团联合支部书记。

共青团福清地方组织建立后，以团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以县城深巷河沟乾刘厝祠道南小学为联络点。油印的革命传单，平时存在城楼上几尊大炮的炮筒里，需要时取出发给3个团小组。张端哲团小组在县立初中组织学生破除封建迷信，捣毁三官堂的神像，打击神公巫婆和看命相士活动；批判利用学校经费在学生工友中放债收息的会计；赶走在凤凰山拍摄辱华影片的基督教牧师；抵制并驱逐曾强令县立初中迁回原址将校舍退还给教会的教育科长。

1930年6月1日，即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龙舟竞渡前夕，3个团小组在瑞云塔周围、利桥街上张贴大量标语，又从塔顶上散发五六百张革命传单，群众争先传阅，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团小组还通过农村私塾教师联络东塘和后连山一带农民，在道南小学等处开会，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团组织的活动，使福清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局面。

(二)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与蒋家王朝最后决战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县立初中、文光中学、闽海初中3所中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基层组织，又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还有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委员俞洪庆派陈拓夫到县立初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建立秘密“活动点”，陈拓夫吸收进步教师陈剑森、张超然、郭茂沂参与“活动点”工作，8月，陈拓夫向上级报请3人正式加入革命队伍，隐蔽在县立初中活动。文光中学有闽中地下党发展的组织，党员学生有吴炳奎、戴教苏(1947.1入党)、吴继盛、陈遵龙、陈立茂(1948年六七月间入党)、苏公檀、陈爱菊等人；也有城工部地下党发展的组织，党员教师有施修骏(1948.1入党)，学生有高名峰、陈孝义(1947 .2入党)、李登秋(1947.3入党)、张杰(1947.3入党)；还有晋(江)南(安)永(春)地下党组织发展的党员教师吴序阳。闽海初中有闽中地下党组织设在城隍庙的“会聚点”，本校学生林涵生、陈庆钰，外校学生王传旦、陈孔光等都参加活动；也有城工部地下党党员曹于芳(省福高学生)、林位恩(农学院学生)、吴健民(省高工学生)等设在明伦堂(教工宿舍)的“活动据点”；还有在外地加入地下党组织的党员教师江汉秋。当时文光中学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很多，如董至基、董至铭、林友来、何明远、林义兰、杨金泉、施修霖、陈华光、俞长德、林鋆坤、陈经楫、杨佛观、吴炳球、吴炳华、林详良、敖诗唐、林华英、戴振英、罗伟等。由于广大师生对民主革命的认识与思想倾向的程度有所不同，因而在民主革命潮流中，有的是自觉参与，有的是间接追随，而更多的人则是同情、支持、拥护革命。也由于各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都深入到3所学校开展工作，因而解放战争时期，3所学校的革命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在国统区强化法西斯统治，乱抓壮丁，横征捐税，滥发钞票，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三抗”(抗粮、抗税、抗丁)、“三反”(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迅速展开。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及地方“三抗”、“三反”斗争，县立初中、文光中学、闽海初中3所中学党的组织及进步师生，在校内外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党悟，鼓舞人民群众斗争士气。

1948年，县立初中秘密“活动点”把远方伪装邮寄来的《人民日报》和《论新民主主义)等革命报刊书籍交给校长陈云官，由陈云官转交给教员杨廷康，再由杨廷康设法夹在校阅览室的报刊里让师生阅读。放学或遇有形迹可疑的人进校时，便收起来伪装好放在陈剑森的床铺底下。

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施修骏、陈孝义、高名峰等积极宣传“三反”、“三抗”斗争，不但在校内出黑板报，还在社会上散发传单标语。该校学生陈爱菊和苏公檀，也接受北区地下党党员陈雄彬委派，把闽中地下党“三抗”布告秘密带回学校，于深夜时拿到官塘墘一带张贴。何明远、张德强、陈遵龙、施修騵等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传单，拿回龚厝祠宿舍内秘密刻印后，拿到国民党县政府中山堂及参府前一带张贴。

1948年二、三月间，闽中地下党组织派入文光中学组织学生运动的吴继盛，拿了一捆传单给地下党党员陈立茂散发。陈立茂于晚上请同宿舍何明远等同学到县城县坪倚旁“久乐天”菜馆楼上吃炒面，趁顾客下楼楼上无人时，把这捆宣传革命的传单放在菜馆窗户外，让其飘散到街上。

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吴炳奎，1948年冬至1949年上半年，多次从中共福清县(工)委处带回传单，于夜深人静时，与几位进步同学一起，拿到大街小巷去张贴。有时传单数量较多，就直接发到行人手上。他散发的除反对苛捐杂税、铲除恶霸特务的传单外，还有《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元且献辞)、解故军的《约法三章》等内容的传单。

1948年冬，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戴教苏(初中部学生)和高中部学生戴圣能，接受地下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党的些标语，秘密带入学校，组织一部分高中部和初中部年纪较大的学生，于夜间，拿到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门前及城关主要街道张贴。1948年至1949年间，陈立茂3次投寄传单、宣传品、匿名信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警察局、自卫队及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军队司令部。警告他们：弃暗投明，改恶从善，既往不咎，放下武器，立功受奖。何明远也接受地下党组织交给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政策》、《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行动纲领》等传单任务。

为摧毁旧政权而大造革命與论的校内刊物：《呐喊》、《海燕》、《晨曦》、《牛氓》、《导流》、《激流》等，1948年至1949年上半年在3所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文光中学初三学生罗伟(罗云屏)与县立初中学生方家章、林兆华以及明毓联中学生郑元通等联合组织的晓曦读书会还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有会员近百人，拥有文学、历史、哲学等进步书籍近千册。读书会定半月出一期墙报《晨阳》，宣传进步思想。临近解放时读书会被国民党省保安团查封，书籍全部被烧毁。

此外，吴炳奎等还从地下党组织那里带回一批革命书刊，在进步同学中秘密传阅。

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1947年在追回救济品斗争中，陈云官与革命教师陈拓夫、郭茂沂、吴端升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民主运动的喉舌，陈云官任社长。1948年，为扩大进步舆论影响范围，县立初中秘密“活动点”郭茂沂商请当时《学报》社长林启鑫协同开展革命宣传。林启鑫毅然答应并约定：一、为不被国民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学报》可转载反动报纸的新闻，但要把文中的“共匪”统统改为“共军”；对手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报道，不用“游击队”名称，而要用“黑衣汉”代之；二、《学报》的社论和副刊要穿插革命言论，投稿人的姓名要保密。此后，《学报》刊登了很多进步文章。如，陈剑森的《析两种民主》和郭茂沂的《为谁牺牲》。前者批判旧民主，宣扬新民主；后者痛骂蒋家王朝，鼓动蒋军起义。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语文教师吴序阳，为当时学界风云人物，也经常在《学报》上发表进步文章，还把学生中的好文章修改后在《学报》或《民报》上发表。国民党驻军九十六军勒令《学报》将“黑衣汉”改为“共匪”时，林启鑫马上通知学光出版社立即把“匪”的铅字全部毁掉。军警搜查时，字架上没有一个“匪”字。由于《学报》倾向进步，及时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表了大量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每期《学报》群众都争先购阅，订户逐月增加。地下党组织也经常派俞建海等人进城订购。

(三)革命师生参加武装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更有许多党员、积极分子分赴各地，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其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队伍的先进分子，有的还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1942年县立初中学生林中长、何本善，因反对校长陈开瑀及其弟贪污，被开除出校。两人又到黄花岗中学读书，在黄花岗中学同时加入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林中长后任中共城工部福(清)平(潭)工委委员。解放前夕，跟随部队，参加解放平潭战斗，平潭解放后，任平潭县人民政府县长。何本善，被派回福清龙(田)高(山)一带活动， 任中共城工部福平工委委员、龙高区工委书记、为福清解放作出一定贡献。俞礽兴，1943年县立初中毕业后，于1947年参加城工部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任中共南区平化乡工委委员、主席。俞长田，1942年与1947年分别毕业于县立初中与文光中学，后投身革命，在福清平化地区(平上、化下两乡合称)活动。1949年7月，任中共南区平化乡工委委员、主席。8月15日，奉命组织一支15人全副武装的向导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潭作渡海导航工作。

1949年4月，福清各区先后成立了游击队。为了打击敌人，鼓舞士气，中共福清县(工)委决定组织游击队里应外合袭击县城。某夜，县立初中秘密“活动点”派林学耀和文光中学几位革命学生接应6位游击队员进城，隐敲在县立初中慨尘楼学生宿舍里；一箱子弹和几支短枪藏在门房工友庄哥床下。半夜，枪声一响，6位游击队员迂回到县政府、警察局附近开枪袭击，反动军警吓得龟缩门内不敢应战。这次袭击战后，国民党福清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文光中学、县立初中有更多进步师生如：吴继盛、吴炳奎、苏公檀、陈爱菊、施修騵、戴教吟、陈遵龙、何明远、张德强，林鋆坤、董至基、林孝澄、林友来、王长兴林仁鉥、陈经楫、俞长德、杨佛观等先后离开学校，奔赴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参加游击队或武工队。少数几个，由于形势紧迫，接不上关系，没有加入队伍，又返回学校或家乡。吴炳奎离开学校时曾赋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的情景。诗文:

风凰山下再呻吟，猛虎荆棘润市庭。

闷来且赋离骚曲，愤极看撕陋室铭。

春秋暗度匹夫志，风雨交加夜客临。

为长羽衣棲文阁，雏鹰蓄势待鸡鸣。

1949年3月，林义兰、苏公檀、陈爱菊从莆田大洋根据地返回文光中学时，目睹学校训育处教官周伟南对学生进行种种管制。一日清晨，林义兰在高三年教室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抗议。上联“训育处毒步百出”，下联“学生会一片春风”，横批“穷则思变”。这一招惊动了学校当局，学校以煽动学潮的罪名，给林义兰记两大过处分。苏公檀为首的一批学生大吵校长室。第二天高中部教室又出现了许多抗议质问的标语：”林义兰何罪之有，周伟南无事生非”；“一副对联光明正大，两记大过日暮途穷”：“学生会一心一德，训育处何去何从”。

194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军队在玉屏山进行军事实弹演习，陈立茂接受地下党组织交给侦察敌情任务，佯装上山采集标本，了解敌情。敌哨兵不让他上山，他只好躲在山下，等待国民党军队收兵，把了解到的兵员人数、装备情况向地下党组织报告。1949年4月间的一天清晨，陈立茂从海口返校，路经东门龙山寺，国民党军队哨兵对他起了疑心，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借机大吵大闹，从中了解敌兵装备情况，又向地下党组织报告。何明远等也把探知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保安队活动情况，向地下党组织汇报。

1948年冬，施修騵、何明远、张德强、郑孝基经陈遵龙介绍参加闽中游击队，4人在凤凰山抗日战争烈士墓前举行入队宣誓。1949年3月，何明远、陈遵龙、俞文焰等离开学校上山打游击。县人民政府成立时，何明远在县民力科民力站参与解放平潭的支前工作。

陈爱菊参加闽中游击队后返回福清北区(阳下一带)，开展地下斗争。

戴教苏、苏公檀参加闽中游击队，被分配到第四中队，进入永泰县大洋、同安、下拔一带，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恶霸。永泰解放后，第四中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永泰县大队，戴教苏被任命为中队指导员，又投入剿灭土匪战斗。1949年底，奉命到一都(时属永泰，1958年划归福清)抓获横行福清东张和永泰塘前、一都一带土匪头子吴守师。

文光中学教师吴序阳离开学校后，参加晋南永游击队，上山打游击，成为支队001号人物。

1949年5月底，县立初中教师陈拓夫、陈剑森、张超然、郭茂沂等人前往莆田大洋闽中游击队司令部集训。6月，被分配到民运组，到东张里坪、岭下、华石、道桥4个自然村建立村人民委员会。7月上旬，郭茂沂、张超然两人接受任务到东张黄亮苏匪部做招降工作。8月16日，解放福清战斗打响，陈拓夫、郭茂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向导。福清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郭茂沂任主任秘书，陈拓夫任民政科长，张超然任教育科长，陈剑森任建设科长。随后，他们又接受解放平潭、厦门的支前任务。郭茂沂负责支前指挥部工作，陈拓夫负责解决解放军新战士的住宿问题，陈剑森、张超然负责处理涵江至石码进军干线上临时遇到的问题。他们在支前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此期间，县立初中校长陈云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了许多师生的革命活动。1949年5月，教师陈拓夫、陈剑森、张超然、郭茂沂，学生吴秉钩、谢忠琛等要上莆田大洋参加闽中游击队，临行前，陈云官把学校的蚊帐送给他们。5月27日下午，上大洋的30多名革命师生集中在县立初中办公楼开会时，陈云官和门房工友庄哥在附近警戒，突然国民党九十六军一个军政人员闯进学校，说学校里有共产党，陈云官马上迎上前去，一面与其拉扯应付，一面目示庄哥通风报讯。30多位革命师生闻讯后，即从后门出去，分散隐蔽至傍晚，绕道出县城，前往大洋。后来，国民党福清县长翁其法追究学校教师的去向，陈云官以学校无法发薪金，他们只好另谋生路为由搪塞过去。6月，闽中游击队派联络员黄迪椹，通过教师吴绍转告陈云官，要求提供福清县的地形图，作为解放福清的军事之用。陈云官欣然答应，把学校仅有的一幅地形图交给部队使用。7月下旬，陈云官得悉驻防福清的国民党七十三军要“围剿”革命根据地大洋时，遣陈云徽把这一情报密告张超然家属，转告大洋国中游击队做好防患准备。7月间，郭茂沂的妻子陈蓉英(烈土陈炳嗣女)被敌人拘捕，要她供出郭茂沂及地下党组织，陈云官找倪镜民等帮助，多方设法营教，并以个人性命作保。陈蓉英才获保释，使融城地下党组织免遭敌人破坏。

文光中学高三年学生罗伟及其弟(县中初三年学生罗俊)兄弟俩于1949年4月，先后加入闽中游击队长乐大队，参加对敌游击战。8月，罗伟被闽中游击支队一团任命为军需处第二供应站站长，进驻长乐县江田区三溪镇，征集军粮军柴、毛猪等军需物资，供应解放福清、平潭两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春，文光中学、县立初中师生施修骏、陈孝义、高名峰、张杰、李登秋、何敦盛、何世榜、陈更生、李云昌、高杨惠、吴炳华、陈雪如等先后离开福清，到平潭革命根据地玉屿村，加入平潭游击队。陈孝义被任命为平潭游击队第一中队指导员。5月5日，平潭游击队第一次解放平潭，陈孝义负责联络工作，施修骏只身两次闯入敌人武装据点——县警察局与县长自卫队，做策反工作。5月13日，成立平潭县人民政府，陈孝义被任命为苏澳乡人民政府负责人。7月3日，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两万多人败退到平潭。平潭游击队(包括文光中学、县立初中参加游击队的青年师生)奉命退出平潭岛，在福清、长乐、永泰一带活动。 7月7日，他们在福清云中洋菜安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遭遇战。后又在永泰大洋安平寨与永泰县保安队激战三昼四夜。8月16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乐县城。9月中旬，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平潭，陈孝义带解放军从福清小山东进攻平潭，李云昌带解放军从福清可门、大丘两阵地向平潭南部进攻。9月16日，平潭第二次解放。解放后，施修骏任平潭县人民政府建设科负责人。

福清第一中学在风雨中诞生，至1949年又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4年。24年来，她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步伐，经历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个历史阶段，最后许多革命师生参加武装斗争，迎来了解放。革命师生的战斗历程和为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光辉业绩也永远彪炳于福清革命史册上。

第

六

章

重

要

历

史

人

物

我们的好董事长

——福清县中、私立文光中学的创办人郑忾辰

郑忾辰（1876.11.6—1953.3.3）名郑德元，号慨尘，福建省福清市人。他12岁中秀才，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致郑忾辰的信中，曾赞扬他“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勉励他“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郑忾辰前半生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先驱；后半生在家乡兴师办学，支持爱国民主运动，是无私奉献的教育家。无论是退隐家乡，还是重返政界；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迎接全国解放，郑忾辰的一生始终坚持为正义而奋斗。为纪念这位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缅怀他光辉的一生，特选取他的部分革命传奇故事（与福清有关的），以飨读者。

倡办“县中”育人才

早在1920春，福清县城热心教育人士林慎余、郑仲琛等，在孔庙隔壁的明伦堂发起创办“福清华侨小学”，但经费十分支拙。得知此事的郑忾辰鼎力相助，他一方面约同王怀晋联名致函南洋融籍侨领大力支持；一方面商请戴祥滋用福清“华侨协会”会长名义邀请校长郑仲琛亲赴南洋筹募“福清华侨小学”建校基金。广大爱国爱乡的侨胞慷慨解囊，学校筹募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奠定了“福清华侨小学”的办学基础。

1925年秋，在郑忾辰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福清县立第一小学”同“福清华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合并，成立“福清县初级中学”；租赁城关高巷陈家祠堂为校舍，开始招生办学。“福清县初级中学”（简称县中）就这样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要求自己办教育的声浪中诞生，并被批准为公办中学，搬到凤凰山麓的明德书院；郑忾辰的长子郑毓和为第一任校长。

1926年末，北伐军乘胜攻克福州，福清县当局把教会建在凤凰山上的学校（原为 “贫儿院”）收回，作为国民党福清县党部筹备处。教会向上诬告福清侵占教会财产，县党部筹备处被责令迁出，群众为之哗然。际此关键时刻，在郑忾辰的支持下，县立初中校长郑毓和挺身而出，亲率全体师生，不畏强权，坚毅抗争，在社会人士及在榕读书的学生代表俞肇兴等人的全力支持下，趁县党部搬迁之机，连夜火速把学校搬进教会学校（原为 “贫儿院”）。教会中不肯退还校舍的一小批人，又伙同美国领事向省政府提起控告，省府屈服于教会压力，不敢处理。于是，被激怒的县中校长郑毓和，亲自率众上省抗争。公庭之上，郑毓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理正词严，声泪俱下。通过有力的控诉和激烈的斗争，教会终于败诉；县立中学以二万六千元作为建筑补偿费争回校舍，赢得了官司的胜利

1928年，福清县立初中扩大为两部。凤凰山头新争回的校舍定为校本部，内设办公室、教室、仪器室、图书室，顶层则作为部分教职员宿舍。凤凰山麓的明德书院、杨厝祠堂称为二部，补充校本部的不足，使学校办学初具规模。从帝国主义手中争回的的校本部——一座红砖灰瓦的大楼屹立凤凰山头，象征福清人民群策群力、联合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故被命名为“群力楼”。

1930年陈汝翼（佑民）为“福清县立初中”第三任校长时，积极扩大县中规模、充实学校设备，在郑忾辰的大力支持与具体帮助下，亲自远涉重洋，历经印尼诸岛，向热衷桑梓教育事业的融籍华侨筹募大笔资金。1931年在校古榕树旁边兴建一座上下两层合计十六间的宿舍楼，并于1933年建成，共可容纳来自农村无处住宿的学生160人。后来，此楼被命名为“慨尘楼”，以纪念郑忾辰对创办“福清县立初中”的丰功伟绩。由此始，“福清县立初级中学”（ 福清一中前身）像凤凰在凤凰山头展翅，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下翱翔，90年来为家乡培养了不少人才。

支持“暴动”惩兵匪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郑忾辰闻知以散匪为主的林靖匪兵,被时任福建代省长的方声涛收编为“省防军第二支队（一说是‘旅’）”，林靖被任为支队（旅）长并率部开赴福清“点编”，于是立即致电方声涛，表示激烈反对。方声涛电复说：容两月时间，待林部点编结束即调防他方。郑忾辰对方声涛的承诺不敢深信，特派侍从郑茂忠回福清探听信息，随时向他报告。

林靖匪部进驻福清后，以筹集军饷为名巧立名目，增设鸦片捐、房捐、灶捐、田亩捐、赌捐、货捐、营业税等项，进行豪夺。更仿效明朝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的办法，借口筹建福清至高山公路，专找高宅大厦“测量路基”进行勒索；借口“取消私人烟馆”以利其贩毒并勒索烟捐；借口“检查走私货”而肆意没收货（船）主的财物。甚至购物“发官价”、推行“军币”从金融战线掠夺。更有甚者，包揽诉讼，任意关押民事纠纷当事人进行敲诈，强奸民女新妇，无恶不作。

福清人民忍无可忍，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终于暴发了反林靖匪军的“龙高暴动”。这一场福清有史以来最广泛的、规模最大的人民武装暴动，参加者有劳苦大众，有福、厦两城融籍同乡会、同学会，有海外华侨和归侨，甚至还有退职官吏和巨贾豪绅。万人高举原始的武器——锄头、扁担、木棍、菜刀、土雷，以六十位烈士的鲜血为代价，令林靖匪军设在海口、龙田、高山的据点烈焰腾空，七百余匪兵葬身于他们自己挖掘的坟墓。

事件发生后，林靖一面从县城抽调兵力开赴龙高增援残匪，一面向省府方声涛谎报案情，诬称龙高人民的反暴虐行动是“土匪联合地痞暴乱，应派兵弹压”。方声涛接报后立即同意林匪的镇压行动，增拔二十万发子弹给林靖，福清百姓面临着一场更大的灾难。

郑茂忠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给郑忾辰，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的郑忾辰闻讯后立即起程赶赴上海面责方声涛，历数林靖匪部在福清的种种罪行，指斥方声涛对林靖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加管束反而支持他屠杀人民的倒行逆施。在各方有力的声援下，方声涛不得不屈服，林匪残部被迫向仙游方向逃窜而去，福清百姓取得最终胜利。

  宁毁室家御外辱

1941年4月20日，日军占领了福清县城，百姓们连夜逃难。日军在县城拼凑了一些汉奸成立了维持会，同时了解到郑忾辰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又曾在日本留过学，就妄想抓住他，逼他作维持会会长。郑忾辰坚决不当亡国奴，他携带全家几十口人撤离到离县城十里左右的瑶峰小山村。

日军抓住郑忾辰的一位亲戚，想从他口中打探到郑忾辰的去处。但这位普通的百姓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军活埋了。日军又数次骚扰瑶峰，几度危机重生。郑忾辰与村民和全家人合计：日军数次骚扰，目标就是针对我，我头可断，绝不当亡国奴，我死不足惜，我们全家人为国捐躯也不足惜，但累及村民于心不安。于是，决定转移到离瑶峰村十多里的菜安山村。

菜安山村海拔六百多米，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当地有个归侨私塾老师叫池诚盘，在山上盖了一座三层石屋，墙有炮眼，楼可望风，平时用来预防土匪骚扰，郑忾辰就寄居在二楼。然而闻风而来的日兵在汉奸的带领下突然前来搜山，郑忾辰在村民的掩护下避走了。日军盘问村民无果，也不敢在深山里久留，便灰溜溜地撤走了。其后，忾辰先生为了不给乡亲增加负担，决定携家人离开村庄，转移到墓坑去。

墓坑离菜安村尚有数里之遥，是个被盗过并掏空了的古墓，隐蔽在深山凹中，阴冷而荒凉。对于一个六十五高龄的老人来说，条件是太艰苦了。更何况粮食不继，仅靠一点地瓜熬粥充饥。时日一久，连地瓜粥都很难喝上了。但郑忾辰坚决不让山下的百姓冒险带粮进山，他决定把全家分散，长子一家就转移到长媳的娘家——琯口去住。行前，他嘱咐道：“日军是呆不长的，很快我们全家就会团圆。我们全家人头可以断，但绝不能做汉奸卖国贼！”

郑忾辰虽然藏在深山墓坑中，但仍有人不断向他报告县城周围的抗日信息。其间福建守军数次组织收复福清的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许多热血男儿壮烈捐躯，终于在1941年9月2日迎来了福清县城的光复。在山村里住了五个多月，在墓坑住了一个月的郑忾辰回到了县城，便不顾身心疲乏，立即与有关人士发起在凤凰山上建立“闽海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他以福建省政府顾问的身份，亲自为纪念碑题词:

“人无贵贱   终归于死   死而得所   愉快奚似

    东海岛夷   长蛇封豕   凭陵上国   构祸莫已

    抗战四载   延及融疆   寇氛匝地   益肆猖狂

   赖我将士   慷慨激昂   前仆后继    壮绩孔彰

   更有义民   同心御侮   宁毁室家    罔畏强虏

   卒扫狼烽   光复故土   父老儿童    欢欣鼓舞

   固知正气   乃国之维   身殁名扬    其又何悲

   凤凰山上   新塚丰碑   灵兮如在    鉴此诔词”

   “宁毁室家 ，罔畏强虏”，既是郑忾辰对烈士们的赞颂，也是他自己崇高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

倡办文光兴教育

凤凰山，见证了福清抗战军民浴血抗倭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一座知名学府从创办到成长的风雨历程，这座学府就是福清一中。

1943年8月，福清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人士，深感本县虽是拥有数十万人口，古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大县，竟然没有一所完全中学，以致许多莘莘学子在念完初中之后，无法继续在本县就读。尤其农村贫苦子弟，经济困难、辍学不少，以致人才难以辈出，影响福清各项事业的发展。于是公推郑忾辰先生出面，召集地方热心教育人士王文杰、戴圣昌、翁品嘉、杨贻福、陈云官、陈希雄、陈霖苍、俞慎初、郭茂沂、叶佩丹、刘天仇、王朝滋、吴承铭等二十余人商议创办高中事宜。动员将“文昌阁”、“奎光阁”两社的店业、田产捐献出来，赞助兴学。同时旅外学生也大造舆论，《青年报》也发表“福清要有一所高中”的文章，配合宣传，积极争取各方支持。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界代表举行会议。成立“文光中学董事会”，推选郑忾辰为董事长。经过各方积极筹措，募得资金十五万元，定校址凤凰山麓的万寿寺（三官堂），取“文昌”、“奎光”首尾各一字，命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公聘协和大学理学士陈霖苍为校长。再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生宿舍，并立即招收新生，1943年10月正式上课。由于当时福建省教育厅不允许创办私立普通高中，因此遂以职业学校先行备案，暂设农、商两科，分初高两级，招收学生一百七十余名，分为四个班级上课。1944年开办仅一年的文光职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遂得到省教育厅正式批准立案。至1947年，又经省教育厅批准，改办为普通中学。

文光中学在创办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但学校领导与教师仍坚守岗位、努力拼搏。融籍教师宁可少拿或不拿工资，也要让外地教师发足薪金，使其安心在我县教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霖苍校长离职赴台，由董事长郑忾辰聘请俞谨（慎初）接任校长。当时因学生人数增加，教室不敷应用，郑忾辰十分关怀，1946年将自己七十大寿亲友所馈送的贺仪，全部捐献给文光中学建造教室。俞谨（慎初）校长当即动工兴建了五间排新教室，并把它命名为“忾辰斋”，以纪念郑忾辰呕心沥血创办文光中学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文光中学与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合并成立福清县第一中学（简称福清一中）。1995年，时逢“福清一中”七十周年校庆，六二届校友捐集资金十万元，兴建郑忾辰纪念亭一座，坐落在凤凰山麓东南面，原“慨尘楼”旧址北边大榕树之旁，取名“慨尘亭”，由著名书法家义乌高清先生题写亭匾及对联，并举行隆重的落成庆典，以见证郑忾辰为桑梓教育殚精竭虑的艰难历程，及其对家乡建设倾注的赤子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营救师生扬正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忾辰仍任福建省国民政府顾问,1946年还被选为制宪国民大会福建省代表。但此时蒋介石坚持反共，发动内战，解放战争爆发。郑忾辰支持福清教育界的爱国民主运动，多方营救保护受迫害的进步师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福清各中学纷纷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明义中学的学生吴端升等去拜访郑忾辰，请他指点。郑忾辰深表赞许，并说：“只有唤醒民众，中国的抗日才会胜利。”还说：“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有前途。你们要多学习、多观察、多分析。”1940年5月，“原野读书会”成立，郑忾辰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吴端升被选为理事长。

不久，读书会出版了16开本40页的《原野》半月刊；在郑忾辰的帮助下，取得合法的出版和发行资格。《原野》半月刊将主要任务定位为：宣传抗日文化，打击汉奸卖国贼；提倡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揭发贪官污吏，暴露社会黑暗面；学习鲁迅战斗精神，把刊物办成“遵命文学”。刊物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1941年春节后，国民党中央军风纪巡察团第四团团长张树基来到福清，他去拜会郑忾辰先生，污蔑说《原野》被人利用，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扬言要抓几个人。郑忾辰愤怒地说：“我是原野读书会的名誉会长，一切由我负责。”张树基碰了一鼻子灰，进步学生们得到了郑忾辰的保护而幸免于难。

1946年，文光中学教师何天林与同事陈则辉一起参加中共福清县委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并在校内筹组“三青团”，借“三青团”名义开展工作，掩护进步学生的“三反”（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活动。1947年4月上旬，胡季宽率省保安第一纵队进驻福清高山镇，“清剿”龙高地区，抓捕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游击队员，把正在酝酿的龙高暴动扼杀在摇篮之中。随后，胡季宽坐镇融城，把黑手伸进福清教育界，他侦悉到文光中学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抓捕了何天林等师生，把他们关进黑牢。时为文光中学校董事长的郑忾辰得悉后，立即奔走营救。他找了县长、书记长、参议长等，当面斥责他们滥捕无辜、迫害进步师生的行为，迫使胡季宽释放了被捕的师生。

支持教师讨“学谷”

1946年福清灾害频发，不仅普通群众日子艰难，公教人员的生活也陷入困境。当时的省救济总署不得不于1947年3月把联合国发放的战后救济物资下拨一批给福清。可是，当全县教职工按教育科通知于3月24日下午齐集县政府领取救济品时，县长汪冰却宣布：救济品只分给公职人员，没有教职工的份。教师们群情激愤，爆发了追发救济品的斗争。郑忾辰接受县立中学校长陈云官的请求，不仅找县官们做工作，还让其孙女婿积极参与，同教工们并肩战斗。

县官们慑于郑忾辰的威望和教工们团结战斗的威力，不仅画押签字答应发还救济品，还完全接受了教工们的四点要求：（一）县长向全县教员赔礼道歉；（二）保证不歧视、迫害教师；（三）不干涉教师集会；（四）不拖欠教师薪金、补贴粮（即学谷）。但由于下拨的救济品被层层克扣、侵吞，数量不够，发放问题仍不能解决。汪冰表示要上省请求增拨。郑忾辰也给省长刘建绪写了一封信，敦促其解决这个问题。刘批示：按救济总署规定，每个教职员发给一份。在郑忾辰等各界名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穷教师追发救济品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1949年初，福建国民党当局把福清列为重点“清剿”县份，在实行“蛛网”政策的同时，变本加厉地征兵、征税、征粮，造成物价飞涨，教职员学谷被拖欠了3个月，生活难以维持。3月18日，全县中小学教师罢教，掀起反饥饿求生存斗争高潮，县政府被迫答应发还拖欠的部分学谷。3月29日县立中学到海口镇领运学谷，不料学谷被马国藩带领的保安队截劫，庶务长被打得遍体麟伤逃回，全校哔然。30日全县中小学教师会议召开，会后各校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声势浩大的驱逐马国藩的正义斗争。

6月1日，县中教师举行招待会，邀请郑忾辰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会上，教师代表向各界人士控诉马国藩截劫学谷抠打教师的暴行，并散发驱马宣言，获得了郑忾辰的表态支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马暂时调离。同时，郑忾辰又应邀参加了追发学谷的“中小学教师联谊会”，并协助陈云官校长对县长翁其法施加压力，促使翁答应全部发还学谷，再次维护了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严惩贪官平纷争

福清地处沿海，滩涂就是当地百姓的“良田沃土”、“衣食父母”。但由于潮长潮落，滩涂不断变动，难以界定。解放前滩涂之争，便成为当地旷久日长的争端。贪官为了从中渔利，不但不秉公处理，反而挑拨离间，使得争端不断升级为大规模的械斗，以至于“邻村”成了“仇家”。

南郑与邻村常常由于海地滩涂界限之争发生械斗。郑步銮到福清当县长后，南郑百姓希望这位同姓宗亲能界定滩涂，平息械斗。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郑姓的县长，竟想利用两村的滩涂之争，发其自家的大财。他先是以办案为名，派兵进驻两村。南郑不足百户，村小人穷，根本拿不出钱来孝敬县长大人。而邻村是个千户万丁的大乡，立即由保长筹集500大洋交给县长。郑步銮收钱之后，当即把进驻邻村的兵也调到南郑来。南郑村民不但要出钱出粮供应，稍有差错，还得挨罚被打。

南郑村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得将此事上诉到住在福清县城的郑忾辰。郑忾辰当时只是说：“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军队不会久驻不走的。”没过几天，那些驻军果然自动撤离了。过了不久传来消息称：郑步銮在办理滩涂案中受贿5000大洋，受到上峰的斥责。又过了一段时间，村民们听说这个贪官因作恶多端，已经伏法。

上薛和南山也是两个因争滩涂而结怨的毗邻村庄，1926年时隐退在家的郑忾辰曾特意到村中进行调解。当他微服来到上薛村口的一家小吃馆歇息，听到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人家讲福清有三头蟳——城里郑忾辰，海里郑德民，山里林清浔。现在南山村搬出了郑忾辰，我们恐怕是斗不过他们的。”正在掌勺的村妇气愤地说：“什么三头蟳，百头蟳，再大的蟳，我也要把它煮出红膏来。” 郑忾辰听了也不恼，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有理不在言高，邻居讲和为好，老是斗来斗去，还不是老百姓自己吃亏。”后来，经过郑忾辰的从中调解，这次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他知道滩涂之争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47年，他重回南山村时告诫村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农民是一家。以后再也不要和上薛村争滩涂，搞械斗了。”

新中国成立后，郑忾辰帮助农会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南山和上薛两村终于结束了几十年互不通婚的历史，恢复了友好往来。1952年7月，福清县人民政府在东壁岛成立“福平两县联合管理海上公产委员会”。从此滩涂之争逐步消失，郑忾辰“但愿滩涂之争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勇救同志保火种

1947年，国民党政府到处抓丁派粮，压得群众喘不过气来。福清的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各村的地下游击活动频繁。一个春夏交替的傍晚，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在龙田的国民党便衣侦探见十几人跑到山坳里去，怀疑是地下党在活动，便密告上头。县里闻讯，马上派兵包围了那个山坳。正在山坳里开会的十几人全部被抓，连夜被押往福清城关。在监狱里，国民党特务对他们严刑拷问，地下党员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特务们认定前坑的郑孝仁是骨干份子，对他更是单独审讯，威逼利诱。但郑孝仁一口咬定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一齐躲在山坳里避雨。还大声责骂特务们只会作威作福，滥抓无辜，欺负小老百姓。特务们虽恼羞成怒，却又苦无证据，。只能将他们先关押在牢里。地下党组织派人到县里，以救亲戚的名义，求郑忾辰出面疏通。郑老听完后只是平淡地说：“你们先回去吧。”

不知不觉就到了端午节，县长请郑老参加午宴。席间宾客盈门，县长得意地致辞道：“如今国泰民安，应当与民同乐。”当时天气变化大，大家都喊闷热，都想出去透透气。郑老趁机说：“这么热的天，我们在大堂里透着气都说热，想想那些乡下人，他们住房太闷很有可能会热出病来。至于那些关在牢里的人更是苦不堪言啊。”众人都附和称是。郑老又说：“既然是国泰民安，那监狱里再关些没有证据的所谓嫌疑犯，我看就没有必要了吧。把他们放出去与民同乐，不是更好吗？”在座的乡绅名士都说：“有理，有理，放了他们，县长不更政声显赫了吗？”于是，五月初十，那些在龙田山坳被抓的十几个地下党干部也全部释放。解放后，郑孝仁当上了连江县长，他说：“郑老不仅搭救了我郑孝仁，还搭救了十几位革命同志，他为解放福清作出了重大贡献。”                 

点拨旧吏为黎民

解放前夕，国民党加强反动统治，利用各种名目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官逼民反的事时有发生。郑忾辰看出国民党的统治已到了末路，便几番借机点拨那些不明事理的旧官吏，暗中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1948年冬季的一天，海口柏渡郑敬藩等人为了糊口，冒着生命危险挑私盐到山区去卖。不想刚到北西亭村，就被国民党盐兵抓住。他们拼命反抗，打倒盐兵，从石湖岭逃走，藏匿到山中。当局派兵到海口抓人，搞得鸡犬不宁。众人只得找到郑忾辰，请他设法调解。不久，在一次便宴上，盐务局长前来敬酒。郑忾辰故意问：“现在对挑私盐的如何处理？”盐务局长叹道：“太多了，禁不住，抓不了。”又向郑忾辰请教如何处置是好。郑忾辰不答，只是说一句：“老夫敬你酒。”说着把酒杯高高举起，却不沾唇，又轻轻放下。局长看罢，心领神会，以后对那些挑私盐的，就尽量重案轻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时中共地下党在各乡村活动也十分活跃；广大人民群众欢呼雀跃，准备迎接曙光的到来。但也有些老者心存疑虑：听外面传说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福建却还有许多国民党军队，到底大局定了没有？他们心中没有把握，于是有人带着疑问到县城去请教郑忾辰。

郑忾辰得知乡亲们到来，便请他们就座喝茶。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目前的政局。郑忾辰在旁边静静地听，最后慢慢地仰起头对大家

说：“我认为蝌蚪就要变青蛙，只剩下一点尾巴了，大家放心回去吧。”众人不解其意，只得告辞回去。不久，已是农历的六月初一，国民党残部在福清作祟，被我地下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8月16日，国民党军队彻底崩溃，福清全面解放。这时那些老者们想起郑忾辰的话，恍然大悟：“郑老说的蝌蚪的一点尾巴，现在已经全部去掉啦！”

喜迎解放献田产

1949年8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福清，福清解放。郑忾辰高巷老家的大厅里也住满解放军，他们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给郑老带来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讲：人民军队就是好啊！

9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任命李毅同志为福清县县长。李毅上任后马上到郑忾辰家中，听取这位老同盟会员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请郑忾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于同年11月举行的福清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

当时，在福清以清匪反霸、巩固政权为中心，尚未正式开始土改，实行的还是减租减息的政策。但郑忾辰却主动将全部田产都献出来，并在田墘埔召开的大会上宣布自己的决定。他讲，孙中山早就提倡“耕者有其田”，现在人民政府成立了，我要用实际行动履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此举在全县反响很大。

1950年4月，福清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郑忾辰被一致推选为副主席，并在主席台就座。会后，他来到郑氏祖祠所在地海口黄墩村，请来了黄墩村的农会主席郑孙兴，商量将黄墩村的郑氏祠堂腾出作校址。黄墩村专门写了办学报告，经当时海口区认可后，郑老亲自将它上报给人民政府的县文教局。1950年10月学校被批准成立后，村民们又筹款购置了课桌椅，黄墩小学于1951年正式开学。开学当日，郑忾辰专程前往庆贺，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做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翁。1953年3月3日，他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七岁。

纵观郑忾辰的一生，他无愧为二十世纪前半叶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一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他是早期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之一；他是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坚决进行反袁“护国”运动及反对北洋军阀“护法”斗争的革命志士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坚守民族大义，爱国热情令人敬仰；他长期在家乡兴学育才，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1953年去世前为福清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可以说，郑忾辰不仅是福清人、福州人、福建人的骄傲，更是全国性的历史名人，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福清市纪念郑忾辰先生诞辰130、140周年大会或座谈会

我们的好校长

——福清私立文光中学校长俞慎初

俞慎初（1915-2002），男，福建省福清市人。他出身中医世家，早年从秦伯未习医。1933年7月毕业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1941年毕业于上海诚明文学院，曾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和存德中学。

1943年8月，私立文光中学初创时，经费困难，设备简陋，俞先生当时在福清办报，并从事中医研究，家庭生活尚好，但为了替桑梓服务，培养青年学生，他欣然接受校董事长郑忾辰先生聘请，出任总务主任。到职后，他在校董事长支持下，不辞劳苦与校长陈霖苍先生一起四处奔波，争取社会贤达人士捐助。经过各方筹措,募得十五万元资金，精打细算用于配置课桌椅及有关教学设施。他还发动同工踊跃献出图书，率先从家里选出一摞适应中学生程度的书籍，促使文学图书馆初具规模，校址设于凤凰山麓的的万寿寺（俗称“三官堂”），又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生宿舍。学生入学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身为总务主任的俞先生尤为忙碌，或亲自购买用物，或临场指挥工匠，或挽袖子卷裤筒顶杂工。他和几个创校的同工一条心，在八、九两个月的日子里，出主意，流大汗，废寝忘食，不取分毫薪金。

1945年8月，校董事会聘任俞先生为教务主任，代理校长；次年聘任为校长。他任职期间，学校设高农一个班，高商五个班，初农二个班，初商一个班，学生合计约340名；有专任教员25名，兼任教员5名。因办学成绩显著，至1947年，省厅才批准改原职业学校性质为正式的普通高中。他任职期间，值蒋介石发动内战，经费筹措困难，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他与全体同仁一起咬紧牙根度难关。本县教师每月只发白米100斤，外县老师发白米200斤，最困难时期，俞先生本人不领薪金，还动员妻子褪下玉手镯、掏出金戒指，变卖后补发薪金给部分同工。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俞先生动议将海外亲友、团体馈赠郑忾辰董事长七十大寿的贺礼收入悉数用于增盖一座教室（后命名为“慨尘斋”），立即被郑老先生和全体董事采纳，同工和学生们闻讯莫不皆大欢喜，拍手称善。俞先生为人清高，不愿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从不搞“秘密报告”这种卑鄙的勾当。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希望早日见到新生的政权。他默许、掩护本校同工与学生参加地下党活动，对于上面派员来了解本校同工与学生的“心态”时，他多是褒奖，说同工肯教，说学生勤学。有一次，两位同工和两位学生以“涉嫌地下党活动”罪名被警察局拘留，俞先生得到消息即赶到郑先生处，商量出面营救措施，最后获得保释。俞先生探求革命道理：曾研读《资本论》一书，有次与前来搜查的反动党团分子就这本书的题目展开辩论，俞先生以机智的言词驳得搜查者无言以对，一时传为佳话。

俞先生关心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据校友池振光回忆：1948年春，时在印尼经商的大哥不幸英年早逝!家庭经济突变。为了减轻负担，幼稚而冲动的我，在同学林某某、陈某某的劝说下，未经校方同意，擅自离校到福州报考宪兵，俞慎初校长获悉后派专人与家长联系，父亲惊悉十分恼火并亲自赶到福州宪兵接待站，把我追回。而我却再次赌气不回校，时任班主任的洪德望老师以及科任老师吴端升、王允铨都亲自写信婉言奉劝我不可意气用事，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盛情难却我又一次回到了学校。欣慰的是，俞慎初校长不但没有批评处分我，还耐心地指点迷津，使我免于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以后，我发奋读书，并主动和进步同学接近，虚心求教，积极上进，结识了许多高年级的校友，如林孝锃、吴绍海、吴桂盛、陈立茂、戴教苏等同学并和他们一道参加了进步同学发起的各项反迫害、反饥饿、求民主、反腐败等运动。

俞先生1950年7月辞去校长职务，潜心研究中医学，1951年赴北京深造。后到福建中医学院任教授、主任医师、专题研究咨询专家，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理事，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福建中医药》编委会副主委。他著作甚丰，其中《中国医学简史》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级奖，《中国药学史纲》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三等奖，《俞慎初论医集》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研究二等奖；医著亦有《虫类药物临床应用》、《闽台医林人物志》等书。曾先后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省优秀人民教师、省名老中医、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被授予国家级中医药专家称号；1991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特颁发荣誉证书，发给特殊津贴费；1992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国际传记学院编入《世界名人录》，并邀请为国际传记协会顾问。

俞慎初在海内外中医界享有盛誉，被人称为当代中医学家，中医医史学家，教育家，国家级中医药专家，全国首批“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我们的好校长

——福清县中第三任校长陈佑民

陈佑民，男，汉族，1894年出生在福清县阳下乡中亭村，为该村陈氏的3l世祖。原名陈汝翼，(其兄陈汝霖、陈汝骥)，后在“民主”和“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也为了抗日救亡特殊工作之便，改名为陈佑民。

   陈佑民勤奋博学，魁梧帅气，儒雅书卷，又不失仗义、乐善、奉献、刚毅、谋略，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青年时代的陈佑民，追随中山，“天下为公”。又受“五四”精神和北大“学运”的熏陶，一腔热血，怀抱科学民主、教育救国的宏愿。

1927年后，陈佑民漂洋过海，到印尼创业谋生。有了一定的积蓄后，便于三十年代初返国，继续关注“福清县中”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给钱献力，因而广受好评和拥戴，再次被推选为县中校长(1933一1936年)。这期间，陈为了学校的拓展，曾三度南下，到印尼、马、新等地游说募捐，风尘仆仆，鞍马劳顿，忘我无私。殚精竭虑，收获甚丰。他用善款兴建了一栋办公大楼(兼会议室和练歌厅)；原有的一座老三层，遭大火后得以重建；另建了两座一字排的双层楼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这在当时是比较壮观的，命名为“佑民楼”(有醒目的匾额标示)。建国后，改为“解放楼”。但陈公心胸坦荡，深明大义，对一中的进步仍然一如既往地寄予深切的关怀。

确切地说，至1959年之前，母校成规模的修缮和校舍、宿舍的基建，如“新生楼”等，除仰赖主管厅局的正常拨款和计划外的争取项目外(这点总务主任吴承香老师等功不可没)，其余的点点滴滴，都还浸透了陈公的至诚和心血；学校都动用过他为之出国而筹措的部分捐资。岁月留痕，佑民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镌刻在凤凰山麓和师生心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陈佑民开始肩负抗日救亡的更大责任。凭借他的能力、胆识和海外的人脉关系，受命赴洋，专门负责宣传抗日救国和抗日募捐筹款事宜。在那些动荡而又风险的日子里，他和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等，共产党人士、国民党中爱国阶层、左派人物广为联系结识，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收到了很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抗战胜利后，陈佑民在海外与其长子陈仰曾一道，高举“反饥饿、反迫害”大旗，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和平民主宪政，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

1948年，陈佑民回国，定居福州。(先是居住在福州市仓山区西园别墅。53年后迁移至福州市津泰路秀冶里河沿六号，与其长子同住至病逝)。他一心向往革命，支持正义，期盼新中国的早日诞生。并不忘其侨务和侨资工作，为民间侨汇的通畅和国计银根的融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9月下旬，陈佑民作为福建省爱国华侨的突出代表，受邀参加中华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为新中国的建设方略参政、议政，突显了陈公的聪明才智和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他紧跟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团结调动归侨、侨眷的爱国力量和积极因素，继续做好华侨的投资和捐资工作。开设了各类投资兴业的机构，如友谊商店、华侨公司等，给归侨、侨眷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并在仓山华侨新村成立了华侨信托公司、汇兑总公司等，为建国初期福建的经济恢复和后来的大规模的经济起飞，提供了有力的金融资本支撑，成绩斐然，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赞誉。

陈佑民的夫人姚廉，湖南长沙人。年轻时与杨开慧同学，也很具“巾帼英雄”和“师道风范”。为了远大的理想，她也走南闯北，是佑民公的志同道合的战友、得力的助手和参谋。建国后，她曾是福州市政协委员，后虔诚基督，但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

1960年，陈佑民公终因积劳成疾，在福州仙逝，享年66岁。

陈佑民校长的一生，风雨兼程，艰辛而又辉煌。他虽转换不同角色，但他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追求光明进步、科学民主、爱国爱乡，致力侨务侨资和重教兴学；心怀教育，身无分文，从善如流，鞠躬尽瘁，是福清教育界的先贤，教育家；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楷模，活动家；是受人永远尊崇和怀念的爱国之星、侨界之光!

我们的好校长

——福清县中第六任校长陈应平

    陈应平先生，辈名齐成，字绍虞，1902年出生于福清县遵义乡西亭村（今阳下街道中亭村）。童年时期，他就读于本村私塾，1923年考入福州乌石山“福建师范学校”，1931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1932年起在建瓯、龙岩等闽西北中学任教。1937年12月，省教育厅派他担任县中第六任校长，直到1938年9月离任。1940年9月，他受华侨委托在福清西门茶亭创办私立“融侨中学”任校长。1941年4月，福清沦陷后，融侨中学撤往溪前，9月并入福清县中。随后，他应聘到沙县师范学校担任教导处主任。1942年6月，逝于沙县，年仅40岁。

一、思想进步   支持抗日

    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陈应平为了继续深造，寻求救国真理，先后考入了福建师范学校和北平师范大学。

    坐落于福州乌石山的福建师范学校，先后培养出许多思想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我县地下党领导人陈炳奎（阳下漈头人），何文成（东张华石人），原福建省人大主任程序的二舅父夏昌福（龙山人）与陈应平等都是先后从福建师范学校毕业的。陈应平与陈炳奎的关系更为密切。

就读于福建师范学校时的陈应平

1928年夏，陈炳奎在福州师范学校读书，与何文成创办《融声报》，撰写揭露国民党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大众的罪行，并与同学们一起编辑、印发报刊，陈炳奎将这些报刊寄往北平师范大学给陈应平阅读。1931年，陈炳奎福州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转入上海特志大学续学。他联络上海、南京读书的福清籍青年学者成立“读书会”，购买马列主义启蒙读本，认真学习，写心得，寄给各地亲友。这时，陈应平已由北师大毕业，到建瓯、龙岩等地中学任教。陈炳奎继续与陈应平保持联系，寄各种进步书刊，让他受到启迪和熏陶。1933年寒暑假期间，陈应平回村度假。为了帮助农民读书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他与陈炳奎在西亭四榕公祠堂办夜校，并亲自到校授课。有时，陈应平与炳奎二人还到西亭陈绍辉（京陵大学毕业）家中聊叙家常或谈论时事，联系密切。1936年9月，陈应平回到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担任数学老师。 1937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陈炳奎等五位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同年6月23日，陈炳奎等五人英勇就义。陈应平惊闻噩耗，痛哭失声，深深地为失去这么一位优秀的族亲而伤心。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抗日全面爆发。当年12月，省教育厅派陈应平为福清县中第六任校长。这期间，在他的支持下，县中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很活跃，曾演出田汉编的著名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引起极大的轰动。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学校组织宣传队，由他和音乐老师江宝琛带队到西亭村演唱《松花江上》、《黄河颂》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控诉了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数百万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罪行，表现了我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慨，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

陈应平文静内向，谨言慎行，做事稳重，是否支持过革命活动，没有资料记载，但从他与陈炳奎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思想进步、支持抗日的知识分子。漈头村党员干部陈孙让等人也是这样评价他的。

二、临危受命  重整校风

1936年省教育厅命建瓯人王子吉为福清县中第四任校长,王投靠福清县长毛应章，实行奴化教育，动辄体罚学生，对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加以打击排挤，甚至开除，闹得乌烟瘴气，人际关系十分紧张。王子吉趁学生毕业之机，以办农场为名，将学校迁到灵石寺，把寺内历代金身佛像金粉洗去，把名人学者书画、书法洗劫一空，把万卷佛经盗窃出境成为暴发户。在搬运过程中，学校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散失甚多。师资和生源流失，设备与资金短缺。1937年8月,省教育厅任命福州人徐君梅先生为第五任校长。徐君梅先生是个教育家，在复校的过程中，不辞劳瘁，往复奔波，可惜仅三个月即被调离。值此危难之时，是年12月,省教育厅派陈应平为第六任校长。他顾全大局，欣然受命。

据1985年福清一中校史编写组陈安全先生编写的《福清第一中学校史（1925-1985）》记载: 陈应平先生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为人正直，治学非常严谨。据校友回忆，陈应平乃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林朝玑极力推荐出任校长的。接任校长之后，广泛延揽才高望重的名教师。当时平津已为日寇所占，在那里学习工作的我县佼佼学者云散回乡，他即一个个登门延请他们出任教员。如著名学者吴启瑶、王文杰、陈仰韩等多人都是此时进入县中工作。福清初级中学一时人才济济。虽然此时战局紧张，日机轰炸频繁，社会人心惶惶，但学校工作基本正常，教育质量仍然可观，培养了不少人才。

    陈应平治学精神不仅严谨，而且认真。对考核学生成绩要求非常严格，实行百分制的记分法。每学科考试达60分者为及格，差0.5分都不得讲情。在学期总成绩中，主要学科（语、数、英）如有两门学科不及格者，就得留级。

1937年日军侵华气焰猖獗，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938年9月，中国大半江山沦陷，福清也朝不保夕，学校经费难以保障。为了让教工能安心工作，陈应平甚至动员他妻子卖掉两钱金戒指垫付教员工资。但是情况一日不如一日，没办法，他只好辞去校长职务回到老家西亭村。据福清一中陈安全先生撰著的《教海拾贝·拾遗篇》这样说：当陈离任之日，几百师生及社会人士流泪相送，别情依依。陈的办学功绩，仍腾誉家乡。还记得那时师生送给陈应平的礼物是一个银质地球仪，球上面镌刻着一只长颈鹤，以志他办学之功绩。

担任福清县中第六任校长时的陈应平

1940年暑假，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郑忾辰老先生和海口里美村归国华侨俞兆复等三位名人，有一次乘人力车来到西亭村拜访陈应平，商量计划在融城西门的茶亭西涧寺筹办“融侨中学”，并邀请他担任校长。郑老对他说：“您才高学饱，为人正直，海外华侨信任您，唯有您能担当这个重任……”。陈应平思虑再三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年9月，融侨中学开始招收初一年4个班。1941年4月，融城失陷，学校搬迁至溪前复课，9月并入福清县中。随后，陈应平就应聘到沙县师范学校任职。可惜他英年早逝，于1942年6月在沙县师范遇害身亡。

我们的好校长

——福清县中和私立闽海初级中学校长陈云官

陈云官（1911—1986），又名蔚云。出生于教育世家。先世业儒，父陈应枢，福清县立文山小学校长，教育界知名人土。陈云官幼承父教，在家塾读书，先后就读于福清文山小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县立初级中学。勤奋好学，勇于进取，以文章书法称著。1928年考入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刻苦攻读，名列前茅。1931年考入厦门大学文学系，学习半年。因父病回融，在文山小学代父课务。次年回厦大复学。1936年回福清任县立农业初中教员，旋又受聘福清私立明义初级中学教员。1939年曾一度应聘任省立永安中学教员，仅一学期，又回县任私立明义初中教员。此后多次谢辞外县高薪聘请，矢志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早在学生时代，陈云官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1932年，参与何希銮、刘天仇、陈炳奎、余长钺、陈元晖、张端哲等人发起成立进步团体“同攻读书会”，出版会刊，宣扬“五四”精神，揭露旧社会罪恶。1940年，福清进步学生吴端升、林贞瑞等人在共产党员陈振先、吴源生等支持与参与下，成立“原野读书会”，出版《原野》半月刊，开展文化反“围剿”斗爭，陈云官积极参加，撰写创刊词和针砭时政的文章。该刊发行不及一年，便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1941年4月，融城沦陷，陈云官举家迁居农村，8月，融城光复，担任福清县立初级中学教员。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福清的教育事业极为落后，全县40多万人口仅有四所初级中学，其中三所又是教会办的。教会学校多收教徒子女，对异教徒子弟入学，规定了种种苛刻条件，能就学者，寥寥无几。尤其全县竟无一所高级中学，学生上高中，要长途跋涉上省城求学，以致广大莘莘学子中途辍学。陈云官对此教育落后的状况极为忧愤。他时常对同事们兴叹：“福清县在历史上曾经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与毗邻莆田县同是‘文献名邦’，而今却落后于莆田，我们办教育的人实在有愧于先人。”他决心要创办几所中学。1943年8月，与陈霖苍、刘天仇、王文杰等二十余人倡议创办高级中学，邀请同盟会前辈郑忾辰先生主持，召集社会人士商议办学，并发动在外省的融籍学生共同努力，吳端升在《青年报》上发表《福清要有一所高中》的文章，大造办学舆论，爭取海内外人士支持，终于创办了福清县私立文光商业学校（因省厅不许创办私立普高，遂以职业学校备案。1947年省厅批准，改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福清有了完全中学，求学人数骤增。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1944年3月，陈云官又与吳承铭、吳启祥等人发动各界人士，创办了福清县私立闽海初级中学，任校董事（后又兼任校长）。其间，他还兼任福清县惠乐生高级护士学校教员。1945年2月，就任福清县立初级中学校长。

解放战爭时期，陈云官先后担任福清县中、文光中学、闽海中学的校长或校务主任，兼任三所学校的校董事，并且始终坚持担任语文课教学。1946年夏季，福清遭受特大的台风、海啸的灾害，沿海堤坝全毁，田园荒芜，颗粒不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国民党政府照样抓丁逼粮，横征暴敛，使城乡经济全面破产。福清县中、文光、闽海三所学校的经费也陷入困境。号称公立的福清县立中学，政府每学期都欠发教师工资达三、四个月之久。私立的文光、闽海两校的情况就更惨，原来给学校资助的商人、资本家，因国民党政府金融崩溃，使他们相继遭到破产，从而断绝给学校拨款。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官与三校的董事会紧密配合，四处奔波，向有钱人募捐，克服重重困难，使三所中学得到维持和巩固，为福清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发了陈云官对反动政权的憎恨，在人民解放战爭形势的推动下，他站到人民民主运动的一边，积极参加了反对內战，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1946年，他担任文光中学校务主任期间，地下党陈则辉、何天林等人在学校以三青团为掩护开展秘密活动，陈、何二人要求他担任三青团干事以掩入耳目，他欣然同意，积极与地下党合作。1947年3月，在地下党的支持下，陈云官带领全县几百名中小学教师揪斗侵吞救济品的国民党县长汪冰，掀起了福清民主运动的波澜。为了开展斗爭，他与革命教师陈拓夫、郭茂沂、吳端升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配合民主运动的喉舌，陈云官兼任《学报》社长。《学报》及时介绍人民解放战爭的形势，发表了大量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1948年2月，陈云官就任福清县立中学校长，支持掩护革命师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的斗爭。6月，文光中学暴发了反抗国民党县长黃际蛟、恶吏黃建屏迫害教师的斗爭，陈云官带领县立中学全校师生进行声援，并联合三校师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揪斗了黄建屏，迫使黄建屏弃官逃遁。1949年3月，县立中学教师的学谷（当时政府拨给教师的工资，一部分以稻谷抵数）被县保安队队长马国藩劫走。陈云官召开各中小学教师会议，声讨马国藩的罪恶，发动各校同时罢课，举行示威游行，并主持召开各界人士招待会，发表《驱逐马国藩宣言》，迫使国民党政府将马国藩调离福清。4月，南京发生国民党军警枪杀学生的“四·一”惨案。陈云官和陈拓夫等革命教师发起倡议，发动全县中小学举行罢课两天，抗议国民党制造的“四·一”惨案，并以“福清各中学”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声援电文”和“声援宣言”，以声援南京学生的革命斗爭。5月，地下党游击队部署袭击福清县政府。在发动袭击的前夕，游击队的部分战士和武器分别隐藏在县中和文光两校，陈云官秘密进行掩护，使袭击战斗获得成功。6月，游击队派联络员找陈云官，要求提供福清县的地形图，作为解放福清的军事需用。陈云官把全县仅有的一幅福清地形图送给地下党。7月下旬，陈云官得悉驻防福清的国民党73军将要“围剿”大洋根据地，立即将这一情报密告地下党家属转送给地下党领导。在这一时期，陈云官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掩护了众多的革命师生在县立中学、文光中学、闽海中学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6、7月间，掩护教师陈剑生、陈拓夫、郭茂沂、张超然以及学生吳秉钩、谢忠琛等上大洋根据地。临行前，把学校的蚊帐送给他们。后来县长翁其法追究这些教师的去向，他以学校无法发薪金，这些教师只好另谋生路等为由进行掩饰，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不久，郭茂沂的妻子被拘捕，他多方进行营救，又以个人性命作保，郭茂沂的妻子始得保释，使城关的地下党组织免遭暴露。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官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革命一边，作出了有益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官仍任福清县中校长。1949年11月，被选为福清县首屆各界人民代表。1950年任抗美援朝福清县委员会常务委员，深入五镇进行抗美援朝宣传。1951年春，协助人民政府对旧学校进行改造，把福清县中、文光、闽海三所中学合并为福建省福清中学。他和林智彪任副校长（县长李毅兼任校长）。10月，到福建省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回县仍任福清中学副校长。1953年至1954年兼任福清县人民政府委员，并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954年下半年调福清二中任教员。1956年调任福建省教师进修学院教员，旋又回福清二中任教。

1957年，陈云官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又一度被下放农村劳动。虽然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在逆境中始终没有动搖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献身教育事业的忠诚。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振兴中华”。1959年，陈云官调福清一中任教。1961年摘除右派帽子。1979年经组织甄别认定属于错划，当即得到纠正。此后，他不计个人得失，为培养人才，辛勤耕耘。晚年，陈云官体衰多病，但仍然热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建设。1983年，他向海外林金犹先生募捐一部价值2万美元的“语言分析器”，送给福建师大，当时国內只北京有一部这种仪器。1984年又向林金犹、林金开等先生募资购进《环华百科全书》以及《左传》等珍本书籍202本，迭给福清一中图书馆。他联络俞肇兴、陈亚泉、俞建英、陈和明等先生向海外侨胞募资办学，先后为海口中学、海口小学、海口医院、城关中学、牛宅小学以及海口侨联等募资达300多万元人民币。1984年，他与陈亚泉、俞肇兴、郑伯聪等先生联络全国各地的融籍知名人士232人，联名倡议设立“福清教育基金会”，为发展福清教育事业，全面培养人才提出了创办福清大学等具体的设想，得到海內外人士的热烈响应。他臥病在床仍念念不忘福清大学的筹办大计，向海外侨胞发出大量信件呼吁集资办大学，自己不能执笔作信，便口授函文，命女儿代笔。陈云官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86年10月病逝，享年75岁。

我们的好老师

——潜伏台湾斗争牺牲的陈玉贞烈士

2013年12月18日《福州晚报》刊登了《解放军对台情报战揭秘：上千人被叛徒出卖后牺牲》一文，提到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近日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它是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而建的。

迎面是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的巨幅景观墙，中有毛主席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曝光迎来早”。沿着景观墙左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墙壁上见有文字记载，当年英勇捐躯者达1100名，其中已查到姓名的有846名。花岗岩石碑上，按汉语拼音为序刻上姓名，分为50余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等人，不过，福清县中、文光私立中学教师陈玉贞也名列其中，编号为第八组1016号。据云，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合了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的陈玉贞，为福清革命史、江镜镇陈厝陈氏家族史，正气浩然地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陈玉贞，女，小名嫩姐，1920年８月出生于福清县江镜镇（民国时期称江德乡）陈厝村，父亲陈吓美，母亲王水宋，家有一兄一弟，名叫陈进光、陈进明。陈玉贞小时候父母在福州经商，家境殷实。由于那时已是民国，陈吓美看到陈玉贞聪明伶俐，就打破常规，让她上学读书。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旧社会实属不易。陈玉贞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愤苦读，竟然考取了福建著名大学——福建协和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1915－1951）系创建于1915年的一所教会大学，是今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的主要前身。1951年1月，教育部决定接办福建私立协和大学和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将两校建制撤销 ，成立“福州大学”。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教育部因协大只有文、理两科，不符合大学至少要有3个学院的规定，遂准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立案。民国二十三年（1934）女生宿舍竣工，始兼收女性。陈玉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为幸运儿。据了解，在协和学院就读的子弟，不同于公立与民办大学多校化的学生来源，绝大部分都是名门之后、富家子弟，高昂的住宿费用较他们的家境而言只是小菜一碟。由此可见，陈玉贞的家庭在当时应该是较为富有的。

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私立福建协和学院就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迁到闽北山城邵武。民国二十九年春（1940），教育部令农学系扩充为农艺学系及园艺学系，加上原有的农业经济学系成立农科。同时将文史系分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数理系改为物理系。

民国三十一年（1942）四月教育部批准将私立福建协和学院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理、农三科改称文、理、农三学院。并颁发新校印。于同年10月16日启用。学校办学宗旨，据董事会章程（1929年2月经教育部立案）规定，是以“博爱、牺牲、服务精神，研究高深学术，养成高尚健全人格，适应社会需求”为宗旨。因而“博爱、牺牲、服务”亦定为协大校训。

因时间久远，陈玉贞的大学入学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以她参加工作的时间1942年往前推，当时实行的是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来制定，实行“六三三制”，它一直沿用到建国以后的1951年。儿童从6岁入学，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本科四年后毕业，需用时十二年，则大致可以推定她是1938年９月考取福建协和学院，在山城邵武平静地度过她的大学生涯，并取得了学士学位。1938年，福建省省长陈仪在永安召见全省中学、师范学校学生代表，号召开展战时民校教育活动，每个学生发斗笠一顶、短剑一柄，深入乡村，对成人、妇女、儿童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时人称之为“笠剑学风”。陈玉贞当时也参加了，从此这把短剑就伴随着她，直到赴台前夕。现在它还安然地留在了江镜陈厝老家，这也是她给世人留下的唯一遗物。在念大学期间，陈玉贞的家乡福清、省城福州于1941年4月下旬沦陷，生灵惨遭涂炭，民不聊生。也正是由于在闽北念书，她才躲过一劫，没有受到伤害。

1942年７月大学毕业后，陈玉贞毅然回到家乡福清献身教育事业，在县中担任数学教员，一年后又因“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教师不足，受聘于该校。这所学校由郑忾辰老先生为董事长，定校址于凤凰山麓的万寿寺（“三官堂”），取“文昌”、“奎光”首尾二字，命校名为“福清县私立文光中学”，公聘协和大学理学士陈霖苍先生为校长，又借用龚厝祠、杨厝祠为员生宿舍，1943年10月正式上课。1944年，省教育厅以职业学校批准立案，1947年改为普通中学。　　

福清私立文光中学教师花名册  

县立初中、私立文光中学、私立闽海初中这３所中学，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真理、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团组织、革命积极分子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起着先锋核心作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外读书的福清青年学生，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党的外围组织，有的被派回福清进行革命活动。如1929年，在沪读书的倪朝龙，在榕读书的何希銮、谢毓骝、谢廷清，相继回福清。遵照中共福州市委的布置，开展各种革命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并秘密传阅马克思主义读物和其它进步书刊。

1942年县立初中学生林中长、何本善，因反对校长陈开瑀及其弟贪污，被开除出校。两人又到黄花岗中学读书，在黄花岗中学同时加入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林中长后任中共城工部福(清)平(潭)工委委员。解放前夕，跟随部队，参加解放平潭战斗，平潭解放后，任平潭县人民政府县长。何本善，被派回福清龙(田)高(山)一带活动，任中共城工部福平工委委员、龙高区工委书记、为福清解放作出一定贡献。

受此影响，在福清县中和私立文光中学任教期间，陈玉贞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对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努力。据她侄子陈茂雄回忆，陈玉贞曾在笔记本上写道：“恶劣的环境使人苦恼，但苦恼是无益于事的，最好能拿把巨斧，尽生平之力，劈开一条生路！”为此，她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不少福清籍青年胸怀大志，怀着“愿为祖国建设尽一份力”的热忱来到台湾，参与接收与重建工作。其中，私立文光中学首任校长陈霖苍就因此而离职赴台。此外，还有一个人也比较出名，他叫林友茂，其父林孝楼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旅日爱国华侨、辛亥革命元老。“九一八”事变后，林孝楼一家放弃产业，离日回国返乡。1944年11月，林孝楼病逝，当时念福建协和大学农学系大四的林友茂只得回来接手家业，之后又接受聘请，出任福清西江小学校长。台湾光复后，由于林友茂表现出色，被列入接收台湾的征召名单。

陈霖苍、林友茂都是陈玉贞的学长学弟，他们的赴台对陈玉贞多多少少有些影响。1946年，当地下党组织派遣陈玉贞到台湾潜伏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多少年后，我们还是一直不敢相信，一个柔弱的、年轻的、漂亮的、家境殷实的女教师是如何与一个潜伏台湾从事祖国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的烈士划起等号来，以至于后来上级组织部门要了解她的事迹连中共福清市委党史办、市国安局、市档案局都提供不了相关的佐证材料。到台湾后，陈玉贞相继在嘉义农业职业学校和屏东师范担任教员，并以此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7年秋天陈玉贞曾回老家短暂探亲后再赴台执行任务，临走前表示：“尽管异乡的花草如此多姿，尽管异乡的少女如此多娇，但我总是热爱我的故乡。”没想到这是她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说起姑姑，年过古稀的陈茂雄，眼眶泛红，喃喃道：“姑姑走了，我们从此海天相隔，杳无音信……”

1950年9月，因高雄渔市场稽查组组长吴执中（吴乃光同族兄弟）举报，受“吴乃光案”牵连，被台湾宪兵司令部拘捕到案，经过多年的残酷审讯，毫无所得的台湾当局最终于1952年11月19日以颠覆政府罪名将其与吴乃光等人枪杀于台北马场町。马场町为台湾日据时期台北市之行政区，因町内设有练兵场，是士兵操练与骑马场所而得名。行刑时，吴乃光、陈玉贞、郭远之、黄荣灿等人拒绝跪下。吴乃光、陈玉贞两人手挽手。面对着敌人，吴乃光大声地说道：“我和陈玉贞同志相知相爱，却还未举行过婚礼。今天，我们庄重地宣布，让敌人的隆隆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声吧……”随着气急败坏的敌人枪声响起，吴乃光和陈玉贞这对恋人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牺牲时两人均年仅32岁，与陈铁军和周文雍相比，这可谓台北版《刑场上的婚礼》了。

“白色恐怖”期间，不少人在新店溪旁的马场町被杀害，那里成了流血场，而如今已变成市民休闲好去处。来到马场町纪念公园，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土丘表面长满青草，很难想象，土丘所掩埋的是一层层的血迹。据称，当时被枪杀的政治犯，5年当中就多达近5000人。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所看到的土丘。2000年，马场町纪念公园落成。

马场町的土包，掩埋了遇难者的鲜血（图片来自网络）

当年流血场的肃杀景象不复存在，马场町如今成了市民休憩宝地（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不是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如果不是陈玉贞侄子陈茂雄一直以来的苦苦追寻，希望党和国家能够追认陈玉贞同志为革命烈士并争取将遗骸迁回，让其魂归故里，我们对陈玉贞烈士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以及许多热心人的帮助，我们终于见到了台湾出版的《不堪回首戒严路519——戒严时期政治案件展》、《李敖审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机密，现已解禁）以及台湾的国防部判决书，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其中的“匪”是敌人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

郭远之系台湾省立嘉义农业职业学校教员，于民国二十五年攻读日本明治大学时，即参加匪干李隆等叛乱组织，嗣郭远之服务于前军政部第三补训处，因同事吴乃光笃信共产主义曾介绍其前往皖南投附薛匪暮桥未果，吴遂于三十年在安徽泾县正式参加匪党，并于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间先后在江西兴国及福建大田等县吸收青年学生组织农工学等小组，秘密为匪工作，迨三十五年秋，吴乃光衔匪中央政治局华南分局伪命来台与潜匪黄荣灿密取联系。黄荣灿早于二十八年参加匪帮外围组织木刻协会，担任全国木协理事，在桂林、柳州等地从事反动宣传，三十四年冬潜来台湾充任人民导报画刊南虹主编及新创造出版社社长，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师等职，假文化宣传为名，先后参加“麦浪歌咏队”“自由画社”“蔡瑞月舞蹈团”及“马思聪音乐演奏会”等，作反动宣传并以吴乃光为《新创造出版社》职员，藉以掩护工作。三十六年六月，吴乃光潜往嘉义农业职业学校任教，与匪党员该校女教师陈玉贞相恋，共同发表荒谬言论“热望匪军获取胜利！”
    翌年二月，吴因病离校，介（绍）由郭远之接替教席，复向教职员苏茂藻等宣扬苏俄政策，欢迎匪军来台。旋（不久）吴乃光匿居台南。除由陈玉贞竭资济助外，並由集纳半月版主编张南代为捐募款项，供其秘密活动。（公元1950年）民国39年七月，吴病愈后，陈玉贞复出资，与其在屏东开设爱智书店，继续为匪工作。经宪兵司令部侦悉前情，将吴乃光、郭远之、黄荣灿、陈玉贞、张南等五名先后拘捕到案，并以前屏东县参议会会议长张吉甫及屏东中区区公所国民兵队队坿（副）柯发仁有共同叛乱嫌疑，一并拘送到部。经军事检察官侦查起诉移付审判。

最后，吴乃光、郭远之、黄荣灿、陈玉贞等人被判“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禠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各酌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均没收；吴乃光、郭远之、黄荣灿、陈玉贞、张南所有反动书籍等共812件（另详清册）均没收。
　　让人唏嘘的是，陈玉贞同志牺牲之后，狡猾的台湾当局还想以此作诱饵，捕获更多的地下党员。他们故意让陈玉贞曝尸刑场，看有没有人来收尸。当时，陈玉贞有个堂兄，名叫陈增科，刚好也在台北，于心不忍前去收尸，结果中了埋伏，被敌俘获，受到严刑拷打，虽证据不足，但仍被判入狱15年，由此可见当时台湾“白色恐怖”的厉害了。

不过，由于过去两岸音讯隔绝，家里有这么一个国家级烈士却没有给家庭带来好运，反而受到牵连。陈玉贞的侄子陈茂雄，1957年入伍，曾担任福州军区第84师250团三营重机枪连班长，在准备提拔排长时，部队到江镜陈厝村调查时，发现他有个姑姑在台湾，于是就没有下文了，最后于1961年退役。同样，她的弟弟陈进明，1948年8月入伍，受编“志愿军”，曾担任福州军区第83师化学营教导员，

上尉军衔，中共党员，大学文凭，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提拔，最后只好于1961年抱憾转业到地方——江西省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兼出纳处处长。

最后，引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信义”铭所说：“因为皈依信仰，坦然面对生死；因为心怀大爱，无悔血沃中华。陈玉贞同志，我们怀念您，怀念像您一样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先烈们，在这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向您在天之灵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图片来自网络）

台北六张犁公墓遇难者名单

台 湾 地  区  戒  严  时  期  政  治  事  件  处  理  协  会

第一部分（有墓碑可查，142 人；依墓区 发现顺序排序)

我们的好老师

　　——真的“猛士”郭茂沂

郭茂沂，字浴乎，生于1915年1月，出身于自由职业家庭，祖塾师，父中医，1936年秋投考录取于国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主修教育学系，辅修中文，1941年秋毕业，先后在福清县中、福清私立闽海初级中学担任教师，从此走上了革命征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派用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他是国民党眼中的“赤匪”；解放后，他一度是革命的功臣，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被活生生地推向一个本不属于他的领地。晚年，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1982年10月被平反，办理退休，1984年办理离休，2011年1月逝世。

青年时代倾向革命

1937年余长钺被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同年6月被杀害于福州鸡角弄刑场，郭茂沂和陈应明等人冒险将烈士的遗体偷偷收拾运回福清。

　　在厦大时，曾同蒋光汉（福州北门人）林冠涛（闽侯人）等三同学密在龙山佛寺写了很多革命标语，趁大风之夜张贴。郭茂沂年轻时，也许能享受安逸的日子，但他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由于爱读革命书刊，他结识了陈炳奎（曾任中共闽中特委执行委员兼福清县委书记）。1932年他被陈炳奎发展为革命群众。1933年郭茂沂在念初中时就受命侦察所就读的福清县立初中对面反动军营的枪弹库，不慎被伪军发现并追捕，他机智地窜入校内，并发动全校同学和他们搏斗，自己乘机爬后墙潜逃，自此不能到该校上课，后为避免被指认，转入福州私立三山中学读高中。在学时还发动进步同学陈云裳（现城关小学退休）等三十余人围殴参加特务组织的训育主任张逢时（时藩），当时学校以赤色份子名义要开除他，后经进步教师郑曾蕃调解，只记两大过而没被开除。1937年2月，陈炳奎由于叛徒出卖在福清南西亭贴三里，终于胜利地驱逐去参加特务训练的训导长陈荻帆。1940年厦，蒋介石迫令福建大专、高中学生集中沙县军训，郭茂沂同林挺藩、薛梓（福州人）发动大专中队冲击军训总部，殴伤中校参谋。林、薛被捕，郭茂沂在外活动让他们获得保释。

1941年郭茂沂厦大毕业后，在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闽海初级中学担任教师，他曾经发动或参加了多次民主运动。如发动学生陈宜坚等冲击国民党福清县党部，准备擒殴林朝玑的秘书郭树标；发动中学生和救火队冲击后北选举场，揭穿假民主；发动全县中小学教师冲击伪县府擒殴伪县长汪冰；发动文光中学学生冲击伪县府围殴伪秘书黄建屏；发表文告《为谁牺牲》动员蒋军官兵起义，发动率带学生队伍上街示威游行等。

据校本课程《福清一中革命史》记载，在“揪住县长追还救济品”一目中的描述，再现了郭茂沂老师等人的英雄形象。现把它摘录下来：面对凶恶敌人的枪口，教工们毫无畏惧。陈云官与郭茂沂挺身而出，一起进行现场指挥。几位身强力壮的教师迅速扭住县长汪冰，把他推到前面。郭茂沂对保安队员高喊:“县长在这里，你们开枪吧!”汪冰吓得全身哆嗦，连声高叫:“别开枪，我在这里!”这时有一个彪形大汉的教师，手抱一块石板条，突然出现在机关枪前，大声喝道:“撤不撤，不撤就砸断你的机枪。”保安队长无可奈何，只好撤走保安队员。

革命生涯屡立功勋

1948年11月，郭茂沂正式入伍闽中，帮同陈拓夫同志秘密组织福清城关地下革命活动机关，发展地下革命学生，争取革命宣传园地，进行一系列新民主主义运动，响应近郊地下游击队夜袭县城。

1949年5月，郭茂沂同陈剑森、张超然、余孔华、陈拓夫等三十多人革命师生进入莆田大洋闽中游击队根据地。6月，同余孔华带福清民运组在陈振亮、沈祖厦所带的游击第五中队保卫下在东张边区进行革命宣传和建政工作，先后建立了里坪、岭下、道桥、华石四个人民村政权。

1949年7月，福清解放前夕，受香山军事会议委托，决定要收编当地以黄亮苏为首的土匪组织，之前已有两位同志进去说服时被黄亮苏杀害，组织再次派郭茂沂和张超然一起去完成该任务，这显然是一个极危险的任务，但郭茂沂对张超然说：“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千万得小心谨慎，不得出半点纰漏，如果稍有不慎，则性命休矣。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这样即使收编不了黄亮苏，也能刺探敌情，好为后面的剿灭工作做准备。”进入土匪营，黄亮苏端出三碗酒，大的两碗放在郭茂沂和张超然面前，小的一碗放自己面前。喝还是不喝？喝了可能有毒，不喝会给土匪找到杀你的借口。郭茂沂灵机一动，迅速换过黄亮苏面前的小碗，说：“鄙人胃病严重，承蒙款待，但不得多喝，谢谢了。”并一饮而尽。黄亮苏见了哈哈大笑，也一饮而尽。郭茂沂示意张超然此酒没毒，赶快喝下。最终虽然未收编成功，但却成功地刺探并获得了敌情，使游击大队能顺利歼敌，为解放福清县城扫除了后方障碍。

福清临解放前夕，局势紧张，郭茂沂已长期未归家，躲在山上打游击。这时有人告密说郭茂沂是地下党游击队的重要人物，福清国民党当局出巨资悬赏抓捕父亲，但没能抓到，于是他们将他的妻子陈蓉英拘捕。他儿子郭瑞彭当时刚出生大约2个月，还在哺乳，就被一同带进监狱，敌人要陈蓉英供出郭茂沂及地下党组织，陈蓉英一口咬定，女人只管家和孩子，哪会知道男人干什么。党组织在外积极营救，由陈云官出面担保，以自己性命做抵押，向当局保证，说：“郭茂沂是在外面做生意，亏本了，无钱回家，我现在就寄钱给他，保证在7天之内回来，如果7天内回不了，我项上人头给你们。”于是陈蓉英才获得保释。后来郭茂沂问起陈云官：“你怎么敢这样做担保？要是7天后福清没解放怎么办？”陈云官答：“国民党马上要跑，人一定得先弄出来，不然国民党撤退之前一定会把牢中所有人杀了，有七天时间，拖一天算一天。”不到七天福清解放。

1949年8月15日，郭茂沂随前头部队参加解放福清的战役。解放军兵分三路，宏路、大北和利桥各一路，郭茂沂跟随的是宏路的一路。那天的激战非常惨烈，双方死伤很多，特别是利桥塔下，解放军死了很多。8月16晨，郭茂沂和解放军的大部队从宏路进来，一双解放鞋全是血水，又没舍得扔，水洗了好几桶。福清县终于解放了。

一身正气亮节高风

解放后郭茂沂担任福清县人民政府主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第一副县长），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会师后调任县司法科长，土改时兼任人民法庭副审判长和土改常委。郭茂沂在任内两袖清风，大义灭亲，急公忘私，不阿权贵。他们家从上辈起就无屋，皆是租屋、典屋居住，但他在土改中，自己负责分房分田，居然没给自己分得半间房屋，当时县长李毅知道后很生气，还说了他，郭茂沂答：“没房屋住的人太多，我现在至少还有租的房子居住，还是先让大多数贫苦老百姓分到吧。”他的高风亮节让我们想起杜甫的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郭茂沂在任司法科长期间，常三个月足不履家门，每晚只睡三个钟头，每月独判百案左右，百忙中还在本专区首创犯人劳改队，为国家节省囚粮并增加财富。当时他的一个侄儿参加改正军反动组织，案件送到他那里，他秉公执法，不顾情面，坚决按照政策执行枪决。郭茂沂当时在福清人眼中就是当代包青天！据说，当时常有人到他家送礼，甚至有人送金条，都被他赶出，礼物当场从门口扔出，后来再没人敢来了。

忍受冤屈亦是奉献

1957年反右末期，郭茂沂被冤划为“极右分子”，后又有人多次逼他诬陷幕后策划者是否黄国璋、林汝南、陈振亮，但都被他据理否认。因此，在1958年5月又把郭茂沂升级冤定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回家。从此，他就象一个遭母亲抛弃的孩子一样，母亲不要他了，但他却依然爱着母亲，依然想念着母亲。他们一家虽然过着非人的日子，但郭茂沂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不移，爱党爱国的情怀始终不改。他坚信共产党一定不会冤枉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只要坚持，党和人民一定会还给自己清白。在大田大坂农场劳教期间，因刮风炭窑发火，郭茂沂去抢救，被烧伤左手。大山离村庄远，烧一窑完成需十天才得下山，他因耽误治疗，全手化脓。医生说不开刀发炎要锯掉左臂，但开刀，在此困难时期农场没有麻药，怎么办。郭茂沂决定没麻醉开刀剥皮刮脓，其间的疼痛常人不敢想象。他屏住气，把头顶着石墙磨，好不容易剥到指头了，却被指甲挡住。这时旁边站着一位庶务员，好奇爱看，被这情景吓得昏倒了。医生扔下他去抢救庶务员，郭茂沂回头看到自己的手皮形成的手套挂在五指头上，医生抢救庶务员完毕才给挂上手，发现他的头因为用力顶着石墙磨也顶出血了。

文革期间郭茂沂再次受迫害，抄家、禁闭游斗，被毒打七次。一次在大众饭店前被造反派用铁器打倒在地再踩上皮鞋，以致肋骨断了三条。那天，他三个儿子恰在家，郭茂沂满身是血爬进家门，他们送他到医院接骨固定治疗。才过一个多月，伤未愈合，一天晚上红卫兵冲到他家，把他拖起放在地上打了一顿，肋骨再断了，以致终身残废。郭茂沂身体越来越差，开始使用拐杖了，但他始终告诉儿子们，他没有平反之前，一定不会死的。

1982年8月，党的光辉再次照到他们的家，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到他家看望郭茂沂，见他身体极差，问道：“你的身体能坚持否？”郭茂沂兴奋答道：“能！”于是他吩咐买些营养品，突然把拐杖一扔，站了起来。在他的坚持下，在许多海内外进步人士、师生的强力呼吁下，蒙中央工作组来县督促，终于冲破层层阻力，在1982年10月宣布为郭茂沂平反、复职，办理退休，1984年办理离休。平反那一年，在来家看望、慰问的地委、县委领导面前，郭茂沂没有发一句怨言，没有提一点要求，他心静如水，说：“感谢党的光芒终能照到，与那些含冤死去而到死都不能恢复名誉的革命同志对比，我又有什么。革命就得有牺牲，失去生命是牺牲，失去荣誉也是牺牲，对冤屈的忍受也是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奉献。”在历史给正直善良的人开的大玩笑面前，他摈弃了怨恨，选择了宽容，相逢一笑泯恩仇。

　　郭茂沂一生勤劳俭朴，节衣缩食，粗饭淡菜，不图享受。平反后他家的经济状况开始逐渐好转，本可以把生活逐步改善提高，可是他依然坚持紧捏口袋过日子，还是省吃俭用，反对奢侈浪费。他自己不乱花钱，也教育子女不要乱花钱。平反后，24年足不出户之人终于走入社会，逢人便说，与世隔绝久矣，所见所闻皆新鲜，于是仍谈笑风生，不再提24年之悲伤往事，每谈起解放前以笔为枪与反动派抗衡之情景以及投身革命之历程，不觉感慨万千。

抒发诗词窥斑知豹

郭茂沂虽不是一个诗人，但他儿子郭瑞彭整理了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诗词共63首，从中足见他的人生轨迹。在此我们公布其中几首，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也。

1937年冬（抗日战争初）在长汀厦大时郭茂沂写下《浪淘沙 从军》，表达了他立志革命，投笔从戎的决心。写下《苏幕遮拟抗日最后胜利》，表现了他痛恨日寇，坚信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足以体现他青年时期的革命思想。

浪淘沙   从军

握手上桥梁，聊饮离觞，壮怀激烈出家乡，莫勒征羁谈别语，骋马沙场。

征路八千长，浴血边疆，葬身炮火骨犹香，自是沉舟兼破釜，冲过安阳。

苏幕遮   拟抗日最后胜利

起沙鸥，惊塞雁，壮士穷追敌帜纵横乱。扫荡残夷东海岸，凯奏归来洗却多年怨。

旧山河，新伪满，一一收回重入中华版。忽听军门降寇叹，拍拍倭头问彼何时返？

1940年夏，在融城较场埔篮球架旁口占《七绝  吊断头烈士血迹》一首，1984年写下《七绝 纪念凤凰山上诸无名烈士与山下诸继起革命师生》一首，抒发了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惋惜、怀念，对反动势力疾恶如仇的思想。

吊断头烈士血迹

英雄血迹尚朱殷，浩气冲凌北斗间。

任敌貔貅千百万，也应难保此江山。

　　纪念凤凰山上诸无名烈士与山下诸继起革命师生

凤凰山上树青青，夜半枪声使地灵。

面对疾风知劲草，乔松劲草赛遐龄。

福清解放后，他又写下《六州歌头 忆解放福清之战》。

六州歌头  忆解放福清之战

初秋晚照，久旱望云霓。东张镇，摩肩至，会名师，众扬看。击壤相欢庆,爆竿盛，壶浆挤，负襁褓，扶藜杖，竞提携。皓月当空，鼎革升平兆，戎马奔驰。始宏街巷战，子夜到头时，血染征鞋，敌披靡。

再穷追上，双旌麓，相炮战，火参差。红绿号，更明灭，照高低，示机宜。争夺塔，斗垣士，显神奇。迂回术，寒敌胆，阵频移。冲击融城桥头沿路，弹铺地帜偃枪遗。向朝霞旭日，挂上五星旗，万户熙熙。

附注：

“斗垣士，显神奇”指陈振亮、白策、卢胜共同智取瑞云塔。

“迂回术”指余孔华、何本魁带南区游击队包抄敌后使解放军顺利冲进南门占领县城。

我们的好老师

——“勇士”、《学报》社长林启鑫

解放前到解放初期，福清百姓口中传有“三士”——“义士”、“勇士”和“猛士”，他们分别是陈云官、林启鑫和郭茂沂。陈云官和郭茂沂前文已作过介绍，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真的“勇士”——林启鑫。

林启鑫，男，1911年1月1日出生于城关小桥街一拂路164号，大专毕业，1933-1944年，历任玉屏、渔溪、台山、东张、高山中学任教；1943-1944年，任文光私立中学教师；1945-1958年，任县立初级中学（1925－1951年）、福清中学（1951－1955年）、福清一中（1955－今）教师。

1947年3月初，福建省救济总署调拨一批联合国战后救济物资给福清县发放。3月24日下午，全县教师职工按县教育科通知，集中在县政府中山堂领取救济品。可是，县长汪冰却突然宣布:救济品只分配给公务人员，没有教职员工的份。教工们莫明其妙，全场哗然。闽海初中陈拓夫、郭茂沂等人抓住机会，向教工们进行宣传鼓动，准备要与狗官汪冰拼了。闽海初中校长陈云官认为拼要讲究策略，还是先礼而后兵好。大家觉得有理，便推选他与郭茂沂、倪朝铭、林启鑫等人为代表同汪冰谈判说理。

陈云官带领代表进入县长会客厅，汪冰凶神恶煞板着脸孔说:“你们来干什么，不是说救济品没有你们教员的份吗!代表们严词驳斥说:“省救济总署明文规定救济品发给公教人员，这又如何解释?”汪冰推说运来数量不够。代表们要求追查数量不够的原因。汪冰听了暴跳如雷，竟拍起桌子大骂“放肆!”郭茂沂与林启鑫等代表见状，怒不可遏，冲过去揪住汪冰。汪冰喊叫挣脱，撕断西装领带逃出会客厅。在走廊上，县党部监委兼县立初中公民课教员吴启炘迎面赶来，挡住汪冰的去路，几百名教工把汪冰团团围住。后经过斗争，取得完全胜利，陈云官、林启鑫与郭茂沂等人功不可没。

这次斗争，为福清教育界爱国民主运动拉开了序幕。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陈云官主持召开了城关各中小学教师会议。会议做出七项决议，其中一项决议是:以县教育会的合法名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爱国民主运动的喉舌。刚开始陈云官任社长，后来由于工作繁忙，由林启鑫接任。

1948年，为扩大进步舆论影响范围，县立初中秘密“活动点”郭茂沂商请当时林启鑫协同开展革命宣传。林启鑫毅然答应并约定：一、为不被国民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学报》可转载反动报纸的新闻，但要把文中的“共匪”统统改为“共军”；对于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报道，不用“游击队”名称，而要用“黑衣汉”代之；二、《学报》的社论和副刊要穿插革命言论，投稿人的姓名要保密。此后，《学报》刊登了很多进步文章。如，陈剑森的《析两种民主》和郭茂沂的《为谁牺牲》。前者批判旧民主，宣扬新民主；后者痛骂蒋家王朝，鼓动蒋军起义。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语文教师吴序阳，为当时学界风云人物，也经常在《学报》上发表进步文章，还把学生中的好文章修改后在《学报》或《民报》上发表。国民党驻军九十六军勒令《学报》将“黑衣汉”改为“共匪”时，林启鑫马上通知学光出版社立即把“匪”的铅字全部毁掉。军警搜查时，字架上没有一个“匪”字。

由于《学报》倾向进步，及时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表了大量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每期《学报》群众都争先购阅，订户逐月增加。地下党组织也经常派俞建海等人进城订购。

1958年5月1日，林启鑫因解放前兼挂过国民党党团职务，被划为“右派”，加上“历史反革命”罪名而被捕入狱，判刑四载；1978-1980年任福清高山中学代课教师；1982-1983年任海口中学代课教师。80年代初，党中央开始纠正“冤假错案”，福清一中党支部书记林友来出面据理力争，向组织说明他曾掩护过地下党活动，在《学报》上多次宣传革命，请求组织上为其平反。1985年2月1日，经法院改判，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86年，因年老体病，不能工作，落实政策，准予退休。

我们的好“老师”

——县立初中党组织负责人何希銮

何希銮，1913年7月出生于福清城关一户侨商家庭，2010年6月15日去世，享年98岁。他是福清华侨史重要人物、福建师范大学离休干部，被称为“中共领导的福清革命史第一人”，与福清一中的革命史也颇有渊源。

何希銮的革命生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国内，主要在福清；二是在印尼，主要在泗水。据《福清革命史》记载，福清最早的革命活动是何希銮等青年学生发动的。1926年5月，高小毕业生何希銮、陈立铭、俞建曦等人组织纪念“国耻日”示威游行，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的“二十一条”的危害，以及小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行径，激起社会各界共鸣，掀起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在福州中学读书的何希銮受到中共福州市委重点培养，市委委员黄孝敏首先发展他为地下党外围组织“人道互济会”成员，随后加入共青团组织，在共青团福州市城区区委领导下进行活动。

1929年冬，回福清度寒假的何希銮、谢廷清、倪朝龙等十多位青年酝酿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除夕之夜，他们来到城南的瑞云塔下，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张、浆糊、沥青，书写革命传单。午夜时分，分头出发，四处张贴、涂写反帝反封建标语。大年初一早上，融城沸腾了！从东门到西门，从小桥街到后埔街，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和笔墨未干的沥青字。群众奔走相告，全城议论纷纷，县政府、县党部惊恐万分。《福清革命史》总结说：“回乡学生的这些活动，把外界新鲜空气吹进沉闷保守的福清社会，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为后来中共福清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9年下半年，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福州市委应该尽可能在附近重要县份找到工作头绪”的指示，福州市委委员黄孝敏等人安排何希銮回乡开展活动。何希銮在福清建立了“人道互济会”、“革命同志社”两个党的外围组织，较早参加的有俞建曦、张端哲、王道秋等多人。他们遵照福州市委的布置开展各种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秘密传阅马克思主义读物和其他进步书刊，从而为福清党团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30年后，何希銮又回福清成立了县中学、县汽车站、宏路圣来小学三个团小组，张端哲为县中学团小组组长。何希銮还把他作为福清团组织联系人介绍给福州市委。可以说，何希銮虽然不是县中的老师，但是他直接领导了县中的团小组，并在党团混合支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估且也把他作为县中“老师”的一份子。

1930年秋，谢廷清回福清开展党的工作，与何希銮及其领导的各团小组接上关系，成立了“中共福清县委”，谢廷清任书记，何希銮等任委员。后因1930年底谢廷清被捕，何希銮迫于形势赴沪升学，党团混合支部就夭折了。《福清革命史》强调“尽管如此，福清毕竟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何希銮在福清革命活动时间只有一年多，《福清革命史》给予充分肯定：“福清毕竟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福清党团组织的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对唤醒民众，推动福清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何希銮旅居印尼两次。一次还在上海读书，和堂叔一起赶到泗水，把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的家父灵柩护送回家乡，入土为安。可谓来去匆匆。1935年11月何希銮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再次去国，在中共香港南方局的领导下，到泗水和东爪洼地区度过17年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为印尼、中国的反帝反殖、抗日救亡，为印尼华侨的进步发展，为中印（尼）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贡献。以下撷取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以飨读者。

——创办进步刊物《玉融周报》。为适应祖国抗日救亡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于1913年的泗水老侨团玉融公会在公会主席俞昌檀支持下，聘请刚从祖国来的何希銮领军倡办《玉融周报》，发行到融侨较多的爪洼与外岛各城市。编辑部在家乡福清设立办事处，各乡镇聘请通讯员，报道祖国家乡的消息，刊登国际各通讯社电讯，特别是有关祖国抗战、国际反法西斯战讯，揭示国民党黑暗统治与民族危机等侨胞关切的问题，同时也适当批判当时侨社的封建迷信、帮派斗殴等陋习。何氏用他犀利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玉融周报》在印尼树起一杆红旗。

——参与筹建华侨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1942年底，何希銮和隐蔽在山区的侨领下山到各城市开展工作。次年初，他们在牙律召开代表大会，把各地分散的华侨抗日组织集结起来，成立统一的地下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大同盟”（民大），何希銮被推选为总支部委员。“民大”把失业失学的侨胞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创办各类小型手工业工厂，积聚力量、培训骨干、解决生活问题、筹集抗日资金，一举而多得。在总支部统一领导下，各地“民大”收听联军广播，印发抗日传单，配合原住民抗日游击队侦探敌情，袭击日伪军，炸毁敌人军车，做了大量抗日工作。

——组织“战时华侨服务团”，投入泗水保卫战。印尼宣布独立后，英联军于1945年11月10日向泗水发动殖民战争。“民大”号召华侨参加泗水保卫战。何希銮等人立即组织 “战时华侨服务团”（战服团），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送水、送饭、送弹药，救护伤病员。不少“战服团”青年成员还拿起武器与印尼人民军一道痛击侵略者。何希銮先后担任“战服团”正副“总务”（总负责人）。泗水沦陷后，何希銮和“战服团”做了几件事：一是立即组织调查组，统计华侨在英联军狂轰滥炸下的人员财产损失情况，向他们交涉索赔。二是针对战后泗水市的满目苍夷，逐街逐巷清除垃圾，打扫卫生，恢复市区生机；办起义学，收容失学流浪青少年。三是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抗议英联军暴行。

——献身华侨教育事业，教书育人，培养融侨子弟。1936年泗水新华中学复办后，邀请还是《玉融周报》编辑的何氏参加学校工作，并担任教师。由于国民党右派作梗，不仅《周报》不能维持出版，他也被学校解聘。何希銮辗转来到荷属东南婆罗洲的马辰市——是融侨聚居、俗称“小东张”的地方，受聘于马辰中华会馆主办的中华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希銮组织师生四出宣传演说，巡回演唱，义演义卖，募捐筹款，支持中国抗战。激昂的口号，嘹亮的歌声震动了马辰全社会。嗣后，何希銮又在有1600多学生的泗水侨众学校任董事会秘书长。1950年10月盘踞在新华中学的国民党右派势力被清除，何希銮回来再任校长。

——组织欢庆新中国诞生，促进中印（尼）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印尼华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泗水20多个爱国侨团在新华中学广场举行泗水侨众大会，何氏是组织者之一。大会一致通过泗水华侨通电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决议。这期间他被选为玉融公会执委会的正副主席，和执委高至荣、何崇坤、王光宏等人一起，联络全市华侨社团，争取早日挂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采购红布，日夜赶制，上门送旗，同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作斗争。1949年12月27日，这是荷兰殖民当局移交政权的日子，37面五星红旗和印尼国旗一起在泗水上空飘扬。1950年初，65个侨团在泗水集会，成立“东爪洼侨团促进中印（尼）缔交工作委员会”（促交会），实际上成为当时民主爱国侨团总机构。何希銮代表玉融公会任主席。“促交会”做了三件大事：一、发动华侨为促进中印（尼）缔交签名，寄给印尼中央政府；二、选派代表，到国民党驻泗水领事馆交涉，要求降旗停止办公；三、发动数十侨团联名，分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印尼中央共和政府，吁请从速缔结两国邦交。当年8月13日，祖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抵椰履职，“促交会”和其他社团一起，选出以何氏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椰欢迎。同年“十．一”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再派何氏赴椰，邀请总领馆派官员飞泗水参加华侨社团首次举办的祖国国情的盛大庆典活动。

…………

由于印尼亲荷势力和侨社中台湾国民党右派勾结迫害，制造“八月大逮捕”。何希銮与一大批进步华侨被捕，关押了一年多于1952年11月释放后“驱逐出境”。

1952年11月何希銮（左二）与战友释放时在集中营门前合影

何希銮把他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印尼，献给泗水，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胜利、爱情和尊敬。1944年1月他与爱国、进步的渔溪籍华侨姑娘严素月结婚。

1944年1月何希銮与新婚太太严素月合影

同年3月，他在泗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侨党东爪洼分支部书记。泗水华侨社群把他誉为“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爱国者”，称赞他“不愧是印尼华文教育一代杰出人物”。何希銮在新华中学任教、当校长为时不久，“但他全心全意为壮大发展新中呕心沥血，作出精心策划与良好安排，使得新中后继有人”。舆论认为，“新华中学走过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从何希銮任校长后，坚定的步入了拥护新中国的行列”。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华文教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断了，但何希銮先生奠基的“新中精神”常在，“新中人”仍在敬业奉献……新中校友会推选何先生为永远名誉会长。

1953年2月携带一家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后担任广州“华侨补习学校”（1958年重建的暨南大学前身）筹建处负责人，华侨大学外语系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高级知识分子等。

我们的好老师

——“原野读书会”理事长吴端升

吴端升（1917-2000）），又名伟仪，自号诗奴，字“边笳”，笔名吴耕牛。1918年11月出生于融城。童年时期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城区中心小学、县立初级农业商业职业学校、明义中学。1944-1945年曾在玉融中心小学任教，1946年考入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仍回福清就业，先后任教于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私立文光中学。1954年调往福州一中任教员和总务主任，后调福州中学，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直到1980年退休。

吴端升在青年时代就思想进步，追求革命。

1936年，建瓯人王子吉到县立初级职业学校任校长。到任后，即投靠县长毛应章，在学校里实行法西斯统治、奴化教育，动辄体罚学生，甚至用皮带抽打。是年秋，王子吉趁学生毕业之机，以办农场为借口，又把学校迁到东张灵石寺。学校迁址过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散失甚多。学校迁到灵石寺后，古刹胜地亦惨遭洗劫。他下令把灵石寺的千年古树乱砍一通，驮运到各地当做柴薪贱价出卖，所得之款充塞私囊。又把灵石寺中历代金身佛像洗去金粉，熔为金块，盗为已有。还把一部分珍藏佛经盗窃出境，卖与海外，其中不少为国内孤本。唐宋元明难见版本，名人学者手画、书法、抄本也难免洗劫。学校在王子吉糟蹋下，命脉几断。他又趁1937年“七七”事变之机，宣布学校停办。王子吉蛮横无理，胡作非为，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

1936年夏，临近学期考时，进步学生开始秘密策划“驱王”活动。以学生会学习股股长吴端升与其兄商乙班班长吴学仪为首的部分进步学生首先发难，发动罢考，散发“驱王”宣言，坚决要求驱逐王子吉。为弹压学潮，毛应章、王子吉一方面强令教师分赴学生家里做分化工作，另方面又动用便衣包围吴端升住宅。此次“驱王”活动虽被弹压，吴氏两兄弟被开除学籍，但学生中反专制、反迫害的斗争精神却消灭不了。

1940年，抗日战争到了艰巨阶段。此时，福清各中学纷纷组织读书会。因发动“驱王”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县立初中学生吴端升，不得不转到明义中学就读。在那日军入侵、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血气方刚的吴端升与其弟吴干民等人，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5月4日，他们同地下党员陈振先等80多名热血青年在吴家成立“原野读书会”，创办《原野》杂志，向反动当局开火。原野读书会成立大会上，郑忾辰亲临指导，伪党部也派员监督。大会产生了理事会。郑忾辰以其社会威望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吴端升被选为理事长。

1941年春节后，伪中央军风纪巡察团第四团团长张树基来到福清，他去拜会郑忾辰，说“原野”被人利用，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扬言要抓几个人。郑忾辰愤怒地说：“我是原野读书会的名誉会长，一切由我负责。”此后，福清县伪党团不断前来监督读书会的会议、检查稿件、审查图书，还向吴端升发出警告并进行威胁，进而散步流言蜚语。万般无奈之下，刊物在出完第2卷第5期后被勒令停办，读书会附设的“读书月报社”的财产、万余卷图书悉数被县伪党团没收。

1943年，郑忾辰老先生与热心地方教育人士王文杰、陈云官、陈希雄、陈霖苍等十余人，倡议将“文昌阁”、“奎光阁”绅士们“福田”移充办校基金，当时颇有阻力，赖郑忾辰大力支持，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战友，学识渊博，威望高隆。同时，旅外学生也共相支持，当时还在省师专就读的吴端升执笔以《福清要有一所高中》为题发表论文，造舆论，排阻力，争取支持，共襄义举。8月26日，各界代表商议，成立“文光中学董事会”，公推郑忾辰老先生为董事长，校舍设在“三官堂”，立即招收新生，9月23日注册，10月6日正式上课。私立文光中学的创办，可以说吴端升是立下大功的。

1951年4月７日，上级决定将原私立文光中学（系完中）与县中合并，改名为“福清第一中学”，吴端升老师想起“文光中学”创办过程的艰难，喜极而泣，激动地当场挥毫写下了《福清中学诞生了》的校歌。

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吴端升担任福清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席,退休后任福清政协第五、六届常委。 

1981年创办融光诗社、历任社长、名誉社长。同年8月创办福清民间文学研究会，历任会长、名誉会长。吴端升还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办中华诗词学会，任首届理事，在海内外诗坛享有盛誉，先后被海内外多家诗联组织聘为顾问。

2001年秋，吴端升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2岁。先生一生耿直，无私无畏，坦然磊落，堪称为人师表的典范、赢得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我们的好校友

——县立初中团小组负责人张端哲

张端哲，又名短铁、张扩夫，男，小学教师，离休干部。福清市龙田镇二村人氏，1912年11月出生于一个绅士家庭，其父张立三，前清贡生，为人公道正直，并以诗文闻名，民国初年曾担任福清县农会会长达十余年，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其兄张端樵（1901—1943），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思想进步，担任福清留省学会理事长，常以“融狂”为笔名发表文章，评击时弊。供职后先后任林洋、大田、明溪县长及宁德县政府秘书。1931年前后在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任教。在福安师范任教期间，逢刀匪为乱，不幸被害于校内。

1927年9月—1930年8月，张端哲到“县中”读书时，阅读普罗书籍杂志，接触革命思想，知道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专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于是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追求革命理想。1927年东张、渔溪一带鼠疫流行，病死无数，神巫乡绅趁机造谣惑众，煽动迷信，骗取钱财。多地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破除迷信，提倡科学，唤醒民众。张端哲等组织“县中”同学砸毁一些寺庙中的佛像，搬走北坛一尊“主管男女搞私情”的灵狗将军。1929年，融城大火灾之后，地主豪绅借题勒索，筹办“火蘸”，张端哲带一批同学冲进万寿寺，把火帝塑像砸得稀烂，从而粉碎了豪绅们的诈钱阴谋。

1929年5月，留省学生、共青团员何希銮接受福州市委指示，回到福清，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人道互济会”、“革命同志会”，较早参加的有俞建曦、张端哲等多人。他们遵照福州市委的布置开展各种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并秘密传阅马克思主义读物和其他进步书刊，从而为福清地下党团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30年5月，遵照福建省委“加强福厦漳三大城市工作，开展福州邻县福清、长乐等县工作”的指示，福州市委决定在一些新发展的有一定基础的地区建立共青团组织，遂派何希銮回福清开展建团工作。

1930年底何希銮〈左一〉与张端哲〈左二〉等革命青年合影

何希銮回福清后不久，就把外围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青年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县中”、县汽车站、宏路圣来小学等三个团小组。“县中”团小组有团员张端哲、俞建曦、吴秉宝等，张端哲为组长，并以张端哲为福清团组织联系人，介绍给福州市委。县立初中团小组直属中共福州市委领导。张端哲用密写办法，每月向福州仓前山塔亭医院杨X X联络处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何希銮以城关深巷河沟乾道南学校为联络点，组织团组织各自为战开展活动。张端哲小组在“县中”组织学生破除迷信，打击神公巫婆和看命相士活动。他们还批判了用学校经费在学生工友中放债收利息的会计；赶走在凤凰山拍摄辱华影片的基督教牧师；抵制并驱逐强令“县中”迁回原址将校舍退还教会的县教育局长。1930年端午节前夕，各团小组在瑞云塔周边利桥街上张贴大量标语，又从塔顶散发五六百张革命传单。民众争先传阅，反动当局惊慌失措。此外，团小组还联络东塘和后连山一带农民，在道南学校等处开会，发动农民抗租抗税。《福清革命史》评价说：“团组织的活动使福清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1930年秋，张端哲升学福州师范学校，组织关系转到该校，参加党团联合支部，任组织干事，曾代理支部书记。担任团市委发行员。同年10月，由黄孝敏（时任福州市委宣传委员）、张鑑秋提名，由团转党。12月12日参加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飞行集会，在福州大桥头散发革命传单。14日与何文成同学等在校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何因暴露过多，被判3年监禁；张在其兄端樵的保释下出狱。他在狱中作诗明志：

      考卷抛开作楚囚，   铁窗闲坐思悠悠。

      恰逢胜利收兵际，   权借监牢做小休。

1931年4月被校方勒令退学，经福州市委同意，回到福清参加地下革命斗争。这一年发展了余长钺（后任团县委书记，福清中心县委委员、闽中特委委员，1937年6月牺牲）入团，来往于福清、龙田之间。1931年秋至1933年终，在龙田敦睦小学任教，仍往来于福清、龙田之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与陈炳奎（福州师范学校同学，后任福清特支委员、福清县委委员，福清县委书记，1937年6月牺牲）、余长钺等在一起。

1931年9月，莆仙籍土匪林靖被国民党收编为省防军第二支队，派往福清驻防，借口“清匪”、“办案”，大肆打砸抢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饱受蹂躏，龙田、高山两个地区受害尤甚。12月26日，在中共地下党员何胥陶、陈行福、张端哲等的宣传发动和先身士卒之下，龙高地区数万民众揭竿起义，举行“龙高暴动”。中共福州市委在暴动第二天，派两位同志赶来福清，张端哲奉命在前沿阵地龙田闻读桥头堡阵地接应，接受党对暴动进行直接指导。张端樵时在“县中”任教，参与暴动的策划，本想留在县城策应，并疏通上头关系。得悉林匪要抓捕他，便于当天下午潜回龙田，被公推为暴动总指挥。张端樵与中共党员何胥陶、张端哲等以及各路起义领袖商议，成立“匪逼民变铁血团”充当暴动主力军。经过24天的战斗，以牺牲60人为代价，取得全歼林靖部队800多人的重大胜利。5年后，张端樵还以“民国宁洋县知事”的名义，撰写《福清龙高两镇义民驱逐林靖殉难始末记》纪念碑，树立于龙田、高山两镇。龙田这一块碑石现存二村张氏祠堂。

   1932年4月，福州市委派何文成回福清重建党组织，张端哲便很快与何接上了关系。7月中共福清特支成立，何文成任书记，对福清革命斗争作了重新部署，1934年春张端哲被调到县城担任青年学生工作，以玉屏小学教师为掩护。张在明义中学发展江宗恒、林厚亮等4人建立团支部，并在利桥发展农民吴秉忠。又由何胥陶介绍与根据地游击队王孝敏联系。1935年秋被校方解聘，回到龙田敦睦小学任教，继续进行农村革命活动。1933年前后何文成以教师身份，在龙田芦江小学建立据点，土生土长的龙田人张端哲回来配合他，办起“平民”夜校，发展了何可春等多名地下党员，成立中共龙田支部。1935年2月，何文成被捕壮烈牺牲。1933年张端哲曾作诗一首《寄何文成同志》，表示与“故吾”彻底决裂，跟定共产党奋斗终生的决心：

 驰驱三四载，  临阵愧菲才。  新我初成长，  故吾决掩埋。

 斗争情似火，  利名念成灰。  死生无异志，  党与苏维埃。

1934年6月下旬，福清地下县委决定在龙高地区发动群众举行南西亭暴动，何文成任总指挥，经受“龙高暴动”磨炼的何胥陶、陈行福、张端哲一起冲锋陷阵，在观元、塔石、山兜等村开仓放粮，发动群众，抓斗土豪地主，收缴枪支弹药。暴动持续3天，取得巨大胜利。

1936年张到高山镇中心小学任教，借此接近驻防高山的海匪高诚学收编的“宋曦大队”（多为龙高人氏），打入内部做“交朋友”策反工作。后被高诚学发现驱逐，第二年返回，在龙田小学当教员。

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后，何胥陶回到福清，给张端哲带来了《论新阶段》等革命书籍，指明了革命方向。1940年7、8月，张端哲在革命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向组织请求调到外地去。时任福清中心县委委员的何胥陶满腔热情的指导帮助他。何胥陶对这位既是同志、战友又是亲戚（何氏母亲系张的从堂侄女）的老实人是了解的：出身士绅家庭，背负精神枷锁，要决裂、要革命，是应该比常人做出更多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8月14日，何胥陶百忙中提笔沾墨，以“陀”为代号，疾书四页信笺，肯定“铁兄”“能忍受一切困难，这是可喜的事”，鼓励他“切切实实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展你的才干！能这样，以后更有大的希望哩！”

铁兄：

一个青年不能适应环境时必然会起了烦闷，但这烦闷是可能克服的。只要你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把握着现实，刻刻苦苦的做我们所要做的事，到底总会化除那无谓的烦闷，而踏上快乐的道路。没有克服环境的精神和决心，而让环境反控制了自己的行动，这是最要不得的弱点！我们既明白了这样，就应该坚决的改过。能如此，则所谓烦闷悲观，便无情的离开我们了。反之，的确是会被时代淘汰，沦入没落的深渊哩！但克服环境，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的决心要坚持到底。假如不是这样，一碰着困难，便动摇起来，消极起来，结果所得的烦闷定比早前增加几千几万分！所以，不想改造社会则罢，要想改造社会，一动起手，就要苦干到底！半途而废，还是不如不动。

你能忍受一切困难，这是可喜的事。不过事实常与理想不符，你若真要表现你的能耐，这时地方工作甚多，正须要你去干一下，看看究竟如何。若说本地工作干不通，要到外地才行，似乎理由还未十分充分。故在我之见，你还是从小到大，从近及远，切切实实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展你的才干！能这样，以后便有大的希望哩！要说的话尚多，容后面叙吧！即是奉覆，并祝安好！

                                       弟 陀  顿首

                                       八、十四。

何胥陶烈士写给张端哲同志的亲笔信，现存福清市档案馆。

读了这封信，张端哲沐浴着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受到战友的激励与鞭策，获得了“苦干到底”、继续前进的信心与力量。1941年初张端哲团结带领同乡青年教师施效人（离休干部，原福建师大教授）、张端机（离休干部，曾任福清一中校长），秘密前往江镜拜访何胥陶，要求参加革命、参加抗日斗争。何胥陶欣然同意，指示他们留在龙田，与国民政府的平潭县长罗仲若组织的福长平抗日游击队合作，从内部进行工作。回到龙田后，三人即参加罗部，在政治部任职，并与江镜地下党方面保持联系。

1945年6月，何胥陶壮烈牺牲后，张端哲化悲痛为力量，一边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一边继续不懈斗争。1946年经施效人介绍，与中共闽中游击队接上关系，1948年由施传福、张端机介绍，在城工部恢复组织关系，参加了南区工委会，与施效人、张端机等在江镜下和洋村设点开展宣传工作，迎接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张端哲继续在教育战线工作，为国育英，桃李满天下。1950年9月担任党的宣传员，任龙田区宣传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1月加入中国教育工会，被选举担任第一至第五届龙田区委员会委员、秘书。多次评为教育战线先进模范。此诗记述园丁生涯，写作年月不详。

       授蒙三载，有感于中，诗以纪之。

    种树他年做栋梁，   园丁功绩孰评量？

    殷勤培植为何事，   绿叶成荫不歇凉。

1960年1月起推荐担任福清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连续在政协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委员会，作为小学教师和地下党老同志的界别代表参政议政，直至1985年8月，因身体原因请求退出。退休之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写日记，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以及弘扬民族传统的文章、诗歌等，都富有存史、教化的意义。

张端哲一生坚定地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为之奋斗不已。1989年3月25日，张端哲同志逝世，享年78岁。弥留之际，他不忘自己参加革命之时的承诺，嘱托家人以火化方式为他料理后事。福清县老干部局和中共龙田镇委员会联合在镇影剧院为他举行追悼会，县老干局局长何希端主持追悼会，龙田镇党委书记陈振英致悼词，高度评价张端哲同志一生“对真理的真诚信仰，对革命的坚定不移，对党的无限信赖，对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以及实事求是、不讲假话、忠厚老实、艰苦朴素、不为名不为利的优秀品德”。

我们的好校友

——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的何明远

何明远，男，1929年8月出生于音西街道石井上塘边村。1947年侨居印尼，参加梭罗侨众生活社，当年底回国就读于福清文光中学。当时文光中学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很多，如董至基、董至铭、林友来、何明远、林义兰、杨金泉、施修霖、陈华光、俞长德等，其中何明远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1948年6月25日上午，文光中学教官俞昌棫到县政府质问黄建屏（国民党福清县政府主任秘书，县长黄际蛟的心腹）拖欠学谷问题，引起冲突，被黄建屏辱骂并扣押。经校领导交涉后，才让其回校。

此事激起各中学师生义愤。文光中学在地下党党员吴继盛、陈孝义发动下，决定于当日下午罢课抗议，并组织全体师生上街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县立初中，全校师生群起响应。校长陈云官立即召开教师会议，做出全校罢课、联合示威游行、声援文光中学师生的决定，并向文光中学校长俞谨(慎初)通报。明毓联中学生闻讯，亦立即响应，鸣钟集合全校学生准备游行。25日下午3点，文光中学、县立初中、明毓联中、闽海初中4校师生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挥舞着标语，高呼“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迫害教师学生”等口号，向县政府进发。

4点，游行队伍开进县政府大门。文光中学学生率先冲进公堂，领头的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党员高名峰、陈孝义，紧随其后的是张杰、李登秋、苏公檀、陈爱菊、陈立茂、陈遵龙、何明远、戴教忠等同学，在办公室里找到黄建屏。黄建屏态度十分傲慢，根本不把青年学生放在眼里，反诬来找他说理是“不轨行为”、“奸党闹事”，要加以追究等等。原想与他论理的师生，见他如此蛮横，怒不可遏。教师林智彪揪住黄建屏，苏公檀、陈爱菊、何明远等许多学生拥上前去，把他围住，有的抓他的手臂，有的刮他的鼻子……煞下了他的淫威。不料，竟被挣脱跑掉。师生们更加愤怒，何明远用茶杯砸了办公桌上的玻璃，陈立茂、陈遵龙把办公桌掀翻。……随后几十名自卫队(保安队)荷枪实弹从东、南两面跑进县政府，包围师生队伍，并在门口架起机枪，向着队伍方向朝天鸣枪恐吓。枪声一响，全场大乱，造成十多名师生受伤的严重事件。

黄建屏制造的“六二五”事件，引起师生的强烈反抗，也招致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最后，黄建屏在福清人民唾骂声中溜回闽西老家。

文光中学地下党党员施修骏、陈孝义、高名峰等积极宣传“三反”、“三抗”斗争，不但在校内出黑板报，还在社会上散发传单标语。何明远、张德强、陈遵龙、施修騵等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传单，拿回龚厝祠宿舍内秘密刻印后，拿到国民党县政府中山堂及参府前一带张贴。

1948年二、三月间，闽中地下党组织派入文光中学搞学生运动的吴继盛，拿了一捆传单给地下党党员陈立茂散发。陈立茂于晚上请同宿舍何明远等同学到县城县坪倚旁“久乐天”菜馆楼上吃炒面，趁顾客下楼楼上无人时，把这捆宣传革命的传单放在菜馆窗户外，让其飘散到街上。

1948年7月，何明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冬，何明远与施修騵、张德强、郑孝基等人经陈遵龙介绍参加闽中游击队，4人在凤凰山抗日战争烈士墓前举行入队宣誓。1949年3月，何明远、陈遵龙、俞文焰等离开学校上山打游击。1949年8月他参加了解放福清的斗争。后来县人民政府成立时，何明远在县民力科民力站参与解放平潭的支前工作，为解放平潭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排右二为何明远

1950年5月何明远任服务队总队长，7月在漯州任地工委第1期团训班副支书，10月到土改队任职，12月任八区（江阴）团区委宣传委员，1952年3月至1979年在福清县税务局工作，历任税政、监察股长、党支委、工会主席等，其中1956年7月至1957年8月，在中央财政部上海财干校学习财经专业，兼任党小组长，获大专文凭。1980年他调福清人民法院，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经济庭庭长，党支委直至退休。

退休后，何明远仍学习不辍，继续报名到福清老年大学就读。1984年6月任福清县第二法律顾问处（后改名为经济律师所、正实律师所）负责人，担任律师至2002年底止。2011年10月20日，何明远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享年82岁。

我们的好校友

——为抗日救亡牺牲的周裕藩烈士

周裕藩（1920.1.29-1945.2.1），出生于平潭县流水镇盘团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周莲湖是清末穷秀才，一生热心教育事业。

1932年周裕藩才12岁，就离开父母跟随他的祖父到祖籍福清松潭的松潭小学念书。受他祖父热心公益事业、耿直无私性格的熏陶，裕藩从小就心怀报国大志，好学上进。

1934年，他小学毕业考入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以品学兼优、活动力强，得到进步教师的青睐。福清县中是当时全县唯一的最高学府，是中共传播革命真理，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周裕藩进这个学校读书，在进步教师陈聪章、俞建曦的教育下，积极参加传阅进步书刊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学校组织街头演出队，周裕藩被选为队员，参加以抗日为题材的街头剧演出。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常到陈聪章老师家，经陈老师引导，认识了福清地下党领导人余长钺等同志；后又在海口认识了陈亨源同志（在海口开设复稣医院作掩护），走上革命征途。1937年6月，余长钺等几位领导被杀害，激起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痛恨，他怀着继承革命先烈未竞事业的决心，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周裕藩这时初中毕业，奉命回平潭，以进岚华初中复读三年级为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9月，他与进步教师一起创办平潭第一所农民夜校，引导农民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同时又团结进步青年，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9年春，就学于福州协和农业学校。是年秋，回平潭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重建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他为平潭县联系人，以省农业改进良种推广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在福清、长乐、平潭、永泰、闽清、闽侯和福州等地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建立党的组织。同年暑期在大扁岛、亥窑建立由中共领导的平潭县抗日游击队，任副总指挥兼队长。随后奉命赴南平开展工作。1941年4月福州、长乐、福清相继沦陷，遂与曾焕乾一起在南平创办剑城书店。出售革命书刊。6月奉中共闽南特委黄国璋、陈亨源之命回平潭成立大富民众自卫团，为总负责人。月底自卫团在海上击毙抢劫商船的日伪1人、俘4人，缴获驳壳枪4枝、曲九1枝。返航时得悉日伪军数人溜回南井村，裕藩下令乘胜直捣南井村，击毙中队长王代明等3人，缴获驳壳枪1枝，步枪3枝。1942年6月奉命筹组闽中沿海突击队，9月正式成立，任政治指导员。12月队伍开往乌丘岛，打入日伪军张天祯部，争取沿海股匪及日伪军反正，以扩大武装力量。

1943年3月策反伪“和平救国军”翁尚功部未获成功，反被特务捕获。经党组织及亲属营救，被关押三个月后获释。同年8月调任中共福（清）长（乐）平（潭）海口特区区委书记。

1944年春，沿海突击队奉命暂时分散活动，待命集中。是年10月，日军再度占领福州及闽中沿海长乐、福清等地。时任中共福（清）长（乐）平（潭）海口特区委书记的周裕藩，遵照中共闽中特委“日寇临境，火速发动各地区群众，组织我党抗日游击队，痛击日寇”的指示，将隐蔽在各据点的闽中沿海突击队员集中起来，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福清松潭地区建立起有100多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在长乐壶井地区建立一支抗日游击队。同时，在福州鼓山地区与国民党海军少校陈魁梧合作，建立一支有100多人的鼓山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11月鼓山游击队在海上截击一艘日军的运粮船后，为日军所包围,队员7人被杀害于福州码头。鼓山难以立足，带部分人员回长乐。

1945年1月，奉命恢复闽中沿海抗日突击队，并率骨干10人赴长乐东洛岛开展革命活动。平潭县顽军县长林荫闻讯派平潭保安队两个分队进犯东洛岛。周裕藩在新组建的东洛岛自卫队的配合下率突击队员歼灭了来犯之敌，俘敌10多人。战斗结束后，周裕藩留在东洛岛教育俘虏。因过分优特俘虏，且疏于防范，同年2月1日，伪装悔过的匪徒俘虏勾结渔霸突然暴动，在激烈搏斗中当场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周裕藩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将其家乡盘团村改名为裕藩村。1956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周裕藩为革命烈士，并将其家乡盘团村改名为裕藩村，以纪念周裕藩对革命所作的贡献。

我们的好校友

——为抗日救亡牺牲的俞兆清烈士

俞兆清，1920年生于福清海口梧光村贫农家庭，1937年初，以“同等学历”录取县中一班丙组学习，因家境困难，未初中毕业就中途休学。1941年，参加福清抗日游击队第十一中队，负责政治和总联络工作。任梧屿小学校长时，积极在夜校中传播革命火种，介绍青年参加游击队组织。日寇入侵，他参加了海口、梧屿、长乐琅尾港阻击日军的战斗。特别是琅尾伏击战击毙田中岛中佐及村野分队长等日军官兵42人，是福建抗日游击战中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斗。1942年被捕，1943年出狱后到平潭县从事经济工作，1946年7月，在平潭县牺牲，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被害时年仅23岁。

我们的好校友

——人称“抗日县长”的俞肇兴

俞肇兴(1901～1989) 字奋初。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出生于福清海口镇梧屿村。清宣统元年(1909年)就读私塾，继之就学于福清县立小学、融美小学、福建省立侨校民国7年(1918年)间，海口地区遇八月大潮，梧屿、东荞、里美等村一带海堤冲决，田园淹没，历时10年民不聊生。民国16年，北伐军入闽，肇兴一面具文上报，为民请命，请求赈济；一面发动民众自救，筑堤浚河，重建家园。

民国14年，肇兴任海口小学教员，翌年升学福建大学(后改为私立法律专科学校)。民国16年，北伐军入闽，肇兴在学校积极响应，组织青年学生，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渔霸，并发动民众开展反对种植鸦片、强征鸦片捐的运动。与此同时，还参与组织留省学生同乡会，利用寒暑假回乡开展爱国宣传，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民国18年，肇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律专科学校，翌年即赴日本国留学。

民国21年，(1934年)俞肇兴自日本回国后，任国民党福清县党部整理委员。时值海口地方恶霸以“通匪聚匪”罪陷害共产党员夏淑琼一家，肇兴闻讯即多方奔走，极力营救，使夏淑琼免于遭难。民国22年，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反蒋事变，肇兴积极参与，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农运干事。事变失败后，再度东渡日本留学。

民国24年日本回国，参加广西“六·一”反蒋事变，受命任新一师政训处少校科长。事变失败后，肇兴转入广西省教育厅工作，兼任《广西日报》副刊政治专栏主编。

同年秋，请缨北上，参加抗日。在河南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任大队中校主任指导员。民国27年10月任河南第四游击队政治部上校主任。在赴大别山途中，他组织医疗队，抢救抗日负伤将士。

同年12月，因曾与新四军后方办事处主任郑位三联系，共同抗日，并拨军盐供应新四军，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拘捕入狱，至翌年2月始获释。旋因原安徽省亳县县长熊公烈投敌，肇兴临危受命，出任亳县县长。上任伊始，县城沦陷，即率本县军政人员到亳南敌后，发动群众，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改编民军，改造“黄枪会”等帮会组织，参加抗日。并密遣亲信与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建立联系，共商抗日大计。至今，安徽亳县人民仍称肇兴为“抗日县长”。这时，驻河南的国民党第七路军一个团官兵起义，开赴安徽涡阳，途经亳县，国民党密令截击。肇兴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派人通知起义军，使该军得以安全过境。因而民国29年4月，又以所谓“违令通匪，庇护奸党”罪，再度被捕入狱。

在安徽亳县任内，肇兴眼见淝河(淮河支流)年久失修，河床淤塞，遂组织亳县群众疏浚河道，费百万工日。翌年淮水泛滥，邻县均遭洪害，唯毫县安然，群众咸感其浚河之德。肇兴在狱中闻讯，赋诗寄情：“狱中人植甘棠柳，浓荫婆娑拂路人。”

民国31年2月，肇兴出狱后携眷回归故里。只住一周，又因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使人散发传单，说什么“肇兴因通共潜逃回乡”云云，因而被迫离家奔赴永安县(抗战时，省会所在地)。同年8月，任福建省经济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翌年4月，改任福建省物资管制会专员。同时与沈震等人一起创办东南出版社。越一年，转任福建省建设厅第一科科长。民国34年，接任林森县(现闽侯县)县长。次年2月，调任将乐县县长。在永安和将乐县任职期间，先后营救被捕和通缉的共产党员俞肇清、王其珠、吴启江、俞建海等多人。民国37年初辞去将乐县长职务。同年4月就任福建省财政厅视察员，直至翌年3月离任。 

共和国成立前，俞肇兴自费在福州创办海燕书店(后改名东南书店)。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案牵连，入狱10个月。1957年12月，又因“大鸣大放”事被捕。1961年由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1963年获释。1983年落实政策，得到彻底平反。

许多人其实对俞肇兴并不一定了解，在中国共产党亳州(安徽)历史大事记，在有关于新四军的关系的论文中，在许多有关抗战将领的回忆录，人物回忆录中都提到了俞肇兴，曾经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抗日县长、爱国县长，有描述曾经创办保甲长训练班任主任，副主任指导员则是共产党员，吸收二十几名共产党学员，训练班结束则有几十名的共产党员，在亳州任县长时期和新四军的陈毅、彭雪枫等往来密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几次倒蒋活动都参加了，甚至远到广西的倒蒋活动不远万里从日本留学回来直接赶往广西，十九陆军福建事变也是个积极分子，在三十年代福清的陈宏宇、夏淑琼一家(陈振芳、程序、陈振亮的父母)因组织参加地下党活动，被捕入狱，任国民党福清党部整理委员的俞肇兴多方奔走极力营救，最终出狱幸免于难。解放后和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有交往联系，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作协常委胡风有联系且关系甚密。

俞肇兴两次赴日本留学，民国18年(1930年)首次赴日留学，民国21年回国，第二次民国22年再次赴日本，民国24年(1934年)回国参加广西“六.一”反蒋事变。胡风则是1929年到日本留学。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两人在日本的时间基本重叠，俞肇兴留有的在日本时期，和中华留学生社团一起参加消夏游泳的照片中，不难看出他也是以为热血青年，进步青年，在日本俞肇兴的妻子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的妹妹，上海人。1955年俞肇兴因胡风反革命案的牵连，冤枉入狱十个月，1957年12月，又因“大鸣大放”事被捕。1961年由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1963年获释，在1983年彻底平反。

这和许多在特殊时期潜伏的人员的命运是一样的，在特殊时期特殊的职业使他们没法说明身份，也没有人能真正的描述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所做的一切，能和陈毅彭雪枫直接联系的，能和胡风共同留学日本，能在抗战时期在日本组织抗日文化团体，想来不是一般人，历史也许就是这么折磨人，俞肇兴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谈起他的经历和过去，没有留下片言片纸叙述他的故事，只是在和她夫人合影的照片上留下对他夫人的一番情话“患难夫妻形影亲，征尘万里云随身，不辞水火龙蛇语，换得海枯石烂情”。

第

七

章　　

重

要

历

史

遗

迹

慨  尘  亭

从福清一中的大门进来，在大道的左边，安详地卧着一株大榕树，虬枝苍劲，满眼翠绿。伸展开的树冠面积有六七百平方米之广，浓荫匝地，一派清凉。在卧榕的西侧，静静地挺立着一座小巧的亭子——对福清一中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慨尘亭。

慨尘亭是一座具有典型的民族建筑风格的亭子。亭子坐北朝南，搭建在高约半米的方型基座上，呈正方形结构，边长约5米，四根方型立柱，高4米有奇，每根立柱的四面均用水磨亮光的深灰色大理石镶嵌装饰，支撑着橘黄色琉璃瓦铺面的亭盖，飞檐翘角，翩然欲飞。亭子正面朱红色的横梁正中央，悬挂着一块长方形乌木匾额，上面镌刻着行草体“慨尘亭”三个大字，笔力雄健，入木三分。正面的两根立柱上镌刻着一副楹联——学甫有成就，可英才勃发，一样的行草体书法。

从亭子正面的三级台阶拾级而上，步入亭子，抬头可见亭子里面（北边）的两根立柱上端有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桁架，上面用楷体镌刻着一篇《献建慨尘亭碑记》，其内容概略介绍了建筑慨尘亭的缘由、目的和意义。

原来，慨尘亭所在大榕树的南侧，原先是一座教学楼——慨尘楼，慨尘楼是福清一中前身之一——福清县立初级中学的创建者郑忾辰先生（郑忾辰先生系孙中山先生战友、同盟会会员）募资所建。后来，为了纪念郑先生兴学树人泽被后代之义举，遂命名为“慨尘楼”。慨尘楼后改为学生宿舍楼。不管是作为教学楼还是宿舍楼，几十年来，大榕树南侧的这座慨尘楼，书声琅琅，一代代凤凰山学子从这里启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慨尘楼渐渐年久老旧，已不适合现代教育之需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校园总体规划需要，拆掉了这座楼。为永远纪念郑忾辰先生兴学育才的历史功绩，1995年校庆日福清一中高中六二届同学会特选原慨尘楼旧址旁建“慨尘亭”——以资永志不忘郑先生造福桑梓之功。

今天，大榕树下，慨尘亭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风晨雨夕，夜月朝暾，与一中学子相伴相随。正如楹联“学甫有成就，可英才勃发” 所激励那样，慨尘亭赋予一代代凤凰山学子朝气蓬勃，奋发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特有的精神气质。

慨尘亭落成仪式

省市领导在慨尘亭前合影

这是学生读书交流的好地方

郑忾辰先生纪念室

2005年3月7日上午9：00，阳光明媚，暧风习习，把几天来绵绵细雨所带来的湿气吹到九宵云外。福清一中校园内彩旗招展，热闹非常。这是学校为“郑忾辰先生纪念室”剪彩庆典活动所布置的。参加的省、市领导有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诗筠、原省民族宗教厅厅长余险峰、省人大常委、省致公党副主委王灼赓、著名书法家吴进、省新闻出版局副厅级干部、郑忾辰外孙王凌、福清市政协主席方裕开、中共福清市委宣传部陈仁德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游华冠、福清市老领导邱玉清、陈维忠、郑祖香、李洪元等，还有福清市郑氏文化研究会成员、政协文史组郑忾辰事迹调研组成员、一中校领导、老师、学生等共约260多人。到会采访的有中国新闻社、省电视台、福州日报社、《玉融乡音》报社等10多家新闻媒体。

大会在学校功荣明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福清一中党总支黄献荣书记主持。首先，福清一中林日丹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词；接着学生代表唐文晔表达了学习“忾辰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再接着是中共福清市委宣传部陈仁德部长发言，他先对在座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对纪念室落成表示热烈祝贺，然后肯定了郑忾辰先生光辉的一生，表示可将“郑忾辰先生纪念室”建成福清市中小学德育基地，同时鼓励全体一中人弘扬“忾辰精神”，努力把福清一中建成饮誉海内外的中华名校；最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副部长黄诗筠谈及纪念郑忾辰先生和“忾辰精神”的重要性，并鼓励大家继续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他说：“在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福清一中建校80周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在福清能找到几个与这些数字相联系的人呢？只有郑忾辰先生。现在，王凌先生开始整理郑忾辰先生的史料，虽然他是郑忾辰先生的外孙，但他所作的工作已不是代表他个人了，在此我代表中共福建省党委和政府对他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福清一中成立“郑忾辰先生纪念室”，弘扬“忾辰精神”，这是以实际行动纪念郑忾辰先生的开始，我希望今后能做得更好……。”

会后全体与会人员都步行到“郑忾辰先生纪念室”所在地——学善楼三层前集中，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诗筠、福清市政协主席方裕开等省市领导参加了剪彩。随着他们手中的剪刀手起刀落，历史定格在3月7日上午10：00——“郑忾辰先生纪念室”开室了。大家步上四楼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纪念室。解说员郑玉兰老师甜美的声音将大家带回到那难忘的岁月：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郑忾辰先生 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先驱。他后半生在家乡倡办福清县中（初级中学），后又创办了文光中学（高级中学）。这两所学校解放后合办为福清中学，即现在的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可以说郑忾辰先生是一位无私奉献、乐育人才的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郑忾辰先生离开我们已五十多年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忾辰精神”——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变革图强的精神、赤诚爱国爱乡的精神、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兴学育才、造福桑梓的精神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

参观完纪念室，著名书法家吴进当场泼墨挥毫为纪念室及我校八十周年校庆题词。整个活动于11点左右结束。

郑忾辰纪念室内景

郑忾辰纪念室剪彩仪式

省市领导参观郑忾辰纪念室

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

 在福清一中凤凰楼背后（原旧文光中学校址）建有一座精美绝伦的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为什么校园内会有这么一座建筑，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那段金戈铁马的悲壮岁月……

1941年4月18日，集结在川石岛海面的日军先以飞机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福州等地，开始对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海地区进行野蛮侵略。面对民族灾难,福州人民奋起救亡,浴血抗日,国民党军队相继组织了长乐抗战、大湖战役、福清战役，特别是福清战役打响后，福建省江右地区保安纵队司令部发动三次反攻融城战役，历经百余日，激战数十仗，终于在当年9月2日收复福清县城。

第一次反攻发起时间定于4月24日凌晨5点。由于融城日军据险死守，并得到驻海口日军的及时增援，加上反攻部队延迟至5点半天亮时才发出进攻信号，暴露了目标，伤亡很大，反攻失败。这次反攻是福清失守后的第四天进行的，也是福州地区国军首次对日军发动的反击战。敌人始料未及，伤亡重大，十分震惊，将司令部设在县中（现福清一中），并疯狂掠夺各种建筑物资，在东门东皋山、西门过溪山、北门玉屏山、凤凰山等地加强工事建筑，密布铁丝网，以图固

守。

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功荣明大楼）

日军司令部牌子

第二次反攻是在5月13日晚午夜后打响。省保安一团、二团、三团，福清县保安队和以群众性武装面目出现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分路反攻福清。各路官兵抱着“有我无敌”的决心前赴后继向敌阵地勇猛冲杀，一举攻占过溪山、五马山、金翅山、十排山诸要地。当时恰逢雨夜，山路难行，担任攻击中路第一线的省保安团机枪中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越过护城河，破坏敌数道铁丝网，冲进西门，与相继突破敌第一、第二两道防线的左右两翼队伍会合，同守城之敌展开激烈枪战。

凤凰山是日军战地指挥所，也是国军反攻的最主要山头。敌人在该山建筑多座碉堡，山上铁丝网密布，配备有众多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山炮等，是敌人重点防守的阵地。主攻凤凰山敌军司令部的保二团第六中队，在上尉中队长杨生佛带领下，摸黑上山，击毙哨兵全歼山上守敌后，退至山脚，冲进县立初级中学操场，向设在校舍里的敌军司令部猛烈开火。由于主攻玉屏山的保二团另一中队没有及时攻占大北门增援第六中队，日军发现第六中队孤军作战，遂组织反扑，重占凤凰山阵地，围攻第六中队。第六中队90多名官兵身陷敌围顽强奋战，直至弹尽援绝，全部罹难。中队长杨生佛大义凛然，砸毁短枪，焚烧文件后，以佩剑自杀殉国。

凤凰山得而复失，影响反攻全局的成败（后来保二团团长杨岳森因此被撤职），攻进西门的保一团未能继续向街中心推进，只好守在西门街，而南门桥、瑞云塔久攻不下，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且纵队指挥部增援困难，因而各路反攻部队只能坚守已占阵地待命，准备半夜再次发动进攻。

困守融城日军向福州日军发电告急。由于江左部队没有同时反攻连江，牵制日军，福州日军接电后，即抽调大批兵力，于15日晨分两路南来救援，一路二三百人出峡兜直奔琯口；一路乘汽船到永泰塘前，登陆后，直扑东张王坑，抄袭野战医院。

保安纵队司令黄珍吾得到福州日军抄袭侧后的消息后，即放弃攻城，命令部队马上撤出融城，转移到后方去，截击东张增援之敌。县保安队分别撤向渔溪、宏路、塘头一带，狙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至此，第二次反攻又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攻融城从8月25日开始。这时，日军准备撤出闽海地区，投入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第二十五集团军下令趁机袭击日军，消耗敌人兵力。于是，省保安纵队以五个中队兵力，再次反攻融城。保四团第五中队攻过溪山，保九团主攻融城，派出一个中队兵力佯攻里美、海口日军，断敌退路。保四团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谢兆梁率队攻占过溪山后，敌拼死反攻，谢往返冲杀，身负重伤，犹高呼杀敌，直至停止呼吸。少尉分队长刘德发率队坚守既得阵地时，遭敌炮火猛轰，与全队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保九团于27日晨攻占融城后，敌在海口日军增援、空军掩护下旋即复占融城。保九团退到城郊据点，与敌对峙。8月28日，省保安纵队得悉日军即将撤退的情报后，迅速组织兵力突袭海口日军据点，双方一直血战到次日凌晨。30日、31日，保安团又数次攻城，均未奏效。9月1日，保安纵队预备队加入战斗，敌始动摇，于2日突围出城，从水陆两路往海口溃退。是晚，融城光复。9月3日，海口日军全部上船出海，海口亦收复。自此福清人民重见天日，万众欢腾。

三次反攻，国民革命军中队长、分队长阵亡23人，负伤41人;士兵阵亡500余人，负伤数百人，其中融籍军民牺牲18人。他们以丹心碧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篇章。这些国民革命军爱国官兵（很多人是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英勇杀敌，前仆后继，誓死捍卫国土、为国捐躯之精神，实可惊天地而昭日月。

1942年，为悼念抗日阵亡将士，在辛亥革命元老郑忾辰的倡议下，福清人民在凤凰山上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烈士陵园，里面有纪念碑、牌坊、战士塑像、醒狮地球等，福建省保安纵队还出版了《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专刊》。福清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将残存之墓及纪念碑保护完好，并在凤凰山上遍植相思树，绿化美化环境，使陵园更臻肃穆清幽。可惜的是，“文革”期间，因红卫兵的极左行动，使陵园遭受毁灭性破坏，陵园内建筑荡然无存。

为了牢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缅怀为光复融城而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将士，为重建因“文革”惨遭破坏的凤凰山国民革命军烈士陵园，多年来，有识之士和社会贤达积极奔走呼吁。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致公党福清市委向福清市政协提交要求重建抗战烈士纪念碑的提案；2006年，福清市政协文史委再次向大会提交此提案，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之后，致公党福清市委不断通过完善相关史料、开讲座、反映社情民意、寻找当年盖旧文光中学时填埋的石碑等方式扩大社会的关注度。2014年，致公党福清市委再次联合民革福清总支、民进福清支部建议在抗战胜利70周年重建闽海抗战烈士纪念碑；同时，致公党福清市委向中共福清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函告相关情况，希望得到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

“十年磨一剑”。大家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有了收获。2015年初，中共福清市委有关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同意由民间力量来促成其事。旅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福清一中63届校友陈运河、刘修婉伉俪闻讯后慷慨应允捐资重建英碑。但是重建英碑，需得到民政部的审批，因此我们商议将之改为修建“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2015年4月6日，在福清一中凤凰山北麓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为力争在去年抗战胜利日前竣工，原福清市政协主席陈维忠先生亲自组织施工，冒酷暑，战高温，加班加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9月2日——融城光复74周年，迎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落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深深地被那些为国家、为解救福清人民而捐躯的英灵们所触动的同时，更要居安思危，饮水思源，牢记历史，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用我们的肩膀撑起中华不朽的脊梁！  

陈运河先生、刘修婉女士等清明节时在纪念坛前合影

学校每年清明时节都组织学生祭扫闽海抗战将士纪念坛

第

八

章

重

要

进

步

社

团

同攻读书会

同攻读书会是福清有史以来第一个读书会，它成立于一九三二年秋天，当时中国的环境十分险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已跨进我们的东北，进而企图进入华北，蒋介石的屠刀已指向红区，进行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左联”已遭到迫害、革命先驱者的血己染在上海龙华刑场上。

县立初中师生俞建曦、张端哲、陈绍璟、陈聪章、吴秉宝、陈云官、刘天仇、郑润耀、洪德望、吴承铭、高惠如以及何希銮、何文成、陈炳奎、余长钺等三百一十人，竟“怒向刀丛觅小诗”，毅然决然在县立第一小学成立同攻读书会，创办《同攻》刊物,向一切反动派宣战，以风卷残云、横扫落叶之势与摧枯拉朽之力，震撼了方圆几百里的反动堡垒，把原福清那一池死水搅活了，使知识分子们渐渐觉醒了，使青年学生相继勇敢起来了。

“同攻”的组织成员是当时在上海、苏州、厦门、福州各大学求学的学生以及在县工作的大学生、高中生，还有少数在学的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在大学生高中生中有好几个是共产党员，还有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有爱国民主人士，因此这个组织战斗力很强。
    “同攻”的经费:坚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精神，会员入会时交基金一元，会员每人每月交会费二角，还有会员乐捐。他们同心同德，共策共力，维持会务，不受任何方面的接济。
    “同攻”的图书室:会刚成立，即发动会员捐书。不及十天已有图书二千余册。再由何希銮、吴承铭、俞建晞在上海、苏、杭购买。陈云官在榕、厦购买,共有三千册,相当部分是红书。当时郑润佑把官塘墘的住屋让出一半为图书室,不收房租,并义务兼任图书管理员。由于书刊内容进步，看的人多，借的人更多。吴端升老师后来回忆说他是“小读者”之一，他的几位同学从小就能读到马列的书,鲁迅的著作，应感谢“同攻”的哺育，使八年后产生了“原野”。
    同攻”的战斗:他们的口号是唤醒同胞,救亡图存，打击汉奸卖国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扶植工农，为工农服务。基此，创办《同攻》月刊。王文杰为总编，陈聪章、林庆森助之，在创刊号中就有余长鉞(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福州鸡角弄刑场)的《血与泪》,写一个三轮车夫的痛苦与悲惨遭遇。俞建晞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简史》写帝国主义的凶残,卖国政府无耻、人民受侵略的痛苦。王文杰的《劈生漫谈》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谈人生观问题。陈聪章的《扰乱后》小说写出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还有以本刊新闻形式写江阴岛劣绅严起华“高价卖女儿、斤肉六十元”，这是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一枚炸弹，炸得劣绅们惶惶不安。还有林庆森的《植物与人生)是一篇科学小品文。还有一篇杂文指名某某人“在校当教员、离校当讼棍”的丑恶行为。

同时，陈炳奎导演了《阿Q正传》，并在玉融小学礼堂公演，观者如堵，轰动全城。

    总之，“同攻”读书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之精神。

“同攻”的受迫害:《同攻》月刊创刊号，刚一发行，《阿Q正传》刚一演完，国民党县党部即配合县保安团到福清玉融小学逮捕陈炳奎，幸得校长吴绍徽（1908—1990）掩护,跳窗逃跑。1933年9月，伪县长甘沄以“同攻读书会成份复杂，非研究学术团体”为借口，查封同攻读书会，并没收全部书籍，扬言要大捕杀《同攻》的作者，宣告“同攻”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掩护机构，应予取缔。

前后活动五个月的“同攻”，终于被反动派捏死在摇篮里，而“同攻”人，则带着继续战斗的精神奔向前路。随着岁月的推移,“同攻”的火苗，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燃烧。

同攻读书会重要成员何文成（1909－1935），生于东张镇魁里村，1928年在福建省第一中学初中毕业，考入福州师范学校，开始参加革命。1932年7月，中共福清特别支部成立，任书记。1934年初，任中共福清县委书记。在领导南西亭武装暴动前夕，路经石湖岭地区，不幸被捕。后被押送福州，囚禁于省陆军监狱。面对敌人刑讯诱逼软硬兼施，他守口如瓶，宁死不屈。1935年2月3日，被敌押赴福州鸡角弄刑场，英勇就义。

同攻读书会重要成员余长钺（1918-1937），生于阳下村，1934年8月始任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闽中特委委员，1937年2月，余长钺在莆田参加特委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于梧塘洪渡村被捕入狱，狱中表现英勇坚强，大义凛然。同年6月23日，被押赴福州西门鸡角弄刑场，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时年未满19周岁。

同攻读书会重要成员陈炳奎（1907-1937），生于阳下漈头村。1935年任中共闽中特委执行委员兼福清县委书记。1937年2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在福清南西亭附近的路下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押往福州审讯。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酷打，始终坚贞不屈。同年6月23日，在福州西门鸡角弄刑场与战友们一起英勇就义。

后来，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退休教师林少勇为他们的事迹所感动，赋诗两首，现摘灵如下：

《念奴娇·余长钺》

救亡抗日，同攻读书会，“同盟”砥砺。革命诗歌写扉页，囚禁“反省院”里。布料缝旗，参加暴动，旅居印尼。经费筹集，订婚假照登记。
    书写标语街头，宣传抗日，“义军”初发起。奔赴广西求抗日，香港闽中联系。特委梧塘，五人被缚，腥雨青山泪。踢翻公案，《国际》冲霄浩气。
                  《苏武令·陈炳奎》
    创办《融声》，传播马列，成立《同攻》书读。辍学回融，教师掩护，案发“文稿”友救。入僻村，发动龙田，亲参与、南亭战斗。
    心抗日，特委执行，“家门三过”，不幸福清被扣。跑步读书，下棋写信，革命乐观少有。拒美女金钱，推翻宴席，摔法官酒。

原野读书会

原野读书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福清的进步社团，一度得到辛亥革命元老郑忾辰先生的帮助和支持。

1940年，抗日战争到了艰巨阶段。此时，福清各中学纷纷组织读书会。因发动“驱王”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县立初中学生吴端升，不得不转到明义中学就读。在那日军入侵、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血气方刚的吴端升与其弟吴干民等人，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后来，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须把一些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写抗日文章向地方小报投稿。由于当时福清的小报都在伪党团控制之下，学生的稿件难以被刊登。

有一天，《融报》副刊编辑张振文邀请几个投稿者去漫谈，希望他们能成立一个读书会，自己办刊物，并表示可以暗里支持、帮助。第二天，吴端升等学生去拜访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郑忾辰先生，请他指点。郑忾辰先生深表赞许，并说：“只有唤醒民众，中国的抗日才会胜利。”还说：“对蒋介石不能存在任何幻想，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有前途。你们要多学习、多观察、多分析。”郑忾辰先生的一席话让青年学生深受启发。

1940年5月4日，80多名会员参加了原野读书会的成立大会，郑忾辰亲临指导，伪党部也派员监督。大会产生了理事会。郑忾辰以其社会威望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吴端升被选为理事长。不久，读书会出版了16开本40页的《原野》半月刊，由郑忾辰出面向伪县党部登记，取得合法的出版和发行资格。《原野》封面注明“本刊业已呈请登记”。陈云官撰写了创刊词。

后来，据吴端升先生回忆说，原野读书会的活动经费多渠道筹集，一是由每个会员每月缴纳5角或1元；二是由会员的家长或亲友由南洋汇款接济；三是进步老师或社会人士的捐助；四是投稿者自愿捐出的稿酬。这样以来，原野读书会正常开展活动就有了可靠的经济支撑。

《原野》半月刊第1期的发行量只有200本，到17期（第2卷第5期）时已达2000多本，订户已增加到200多个。远在湖南长沙的一些书店每期也代售100多本。《原野》从第1卷第1期到第3期主要刊登抗科学小品、学习鲁迅文章的心得体会等。后来，在中共党员陈振先、吴源生等人支持下，从第1卷第4期起，发表了很多思想性、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之后，《原野》半月刊采纳陈振先的建议，将主要任务定位为：宣传抗日文化，打击汉奸卖国贼；提倡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揭发贪官污吏，暴露社会黑暗面；学习鲁迅战斗精神，把刊物办成“遵命文学”。

《原野》半月刊直接赠送国民党伪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及军队等，同时联系到了“中国文化服务社”在14个省及海外分社的95个代销点，把刊物直接寄其销售。期间，各省都有大量热情的投稿者。由于刊物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所受的阻力也随之加大。

1941年春节后，伪中央军风纪巡察团第四团团长张树基来到福清，他去拜会郑忾辰，说“原野”被人利用，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扬言要抓几个人。郑忾辰愤怒地说：“我是原野读书会的名誉会长，一切由我负责。”此后，福清县伪党团不断前来监督读书会的会议、检查稿件、审查图书，还向吴端升发出警告并进行威胁，进而散步流言蜚语。万般无奈之下，刊物在出完第2卷第5期后被勒令停办，读书会附设的“读书月报社”的财产、万余卷图书悉数被县伪党团没收。不久，读书会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对策。大家采纳了陈振先“共怀红心，各奔前程”的建议，把会务交给总务股处理，就各自分散隐蔽。日寇第一次侵占福清时，大肆搜查“原野”的几个主要成

员和《原野》半月刊，在此期间“原野”失踪了两个人，风传被敌人活埋。鬼子退却之后，《原野》总编辑林弢被国民党枪决，伪党部委员陈利华，竟对林的尸体踢两脚说:“去年你干了我们，你也有今天！”

据统计，《原野》半月刊一共出版了312期，国内发行到14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国外发行到印尼泗水、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原野读书会的会员最多时达130多人。

第2卷第5期的《原野》半月刊写下这样的编后记：“我们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光明的堡垒是靠着真理来建筑的。我们为要维护真理，只能吃力不讨好，于是所受的阻力就一天天加重起来，数月来为着答谢各方读者爱护的盛意，希望能维护下去，等待光明的来临，谁知环境愈恶化了。这期呈送给读者后，恐怕就这样夭折了。这是怎样的世界啊！！!”

第

九

章

附

录

我们的好学生

——为救落水老师牺牲的施文清、刘麟烈士

1990年12月16日下午年3时20分，福清一中高一年3班同学在游览黄檗寺龙潭瀑布后，班主任安排全体同学由团支部书记刘麟同学在队头领路，3位老师押阵，有秩序地离开。师大外语系实习教师黄秀草考虑前面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担心前行同学的安全，想绕过最后一个女同学到前面去看一下。这时，因旅游鞋塑料底打滑，黄秀草惊叫一声，从10多米的高处，顺着瀑布急流，骤然滑入深潭中。在潭边附近的施文清等同学听到黄老师的惊叫声，见老师在水中挣扎，都顾不上脱下衣裤鞋子，先后扑入水中，奋力抢救。施文清同学还拉着黄老师头发拖了几步，但因体力不支，沉入潭中。已走在前面的刘麟同学，闻声迅疾返回，边跑边脱下一件外衣，赶到潭边立即跃入水中救人。他拖住黄秀草老师，准备上岸，因精疲力竭而沉入水中。这前后，高一年3班的6位师生和闻迅赶来的高二年3班的4位同学，也先后下水抢救，终因潭深水冷，潭中地形复杂，岩石嶙峋，营救黄秀草无效，施文清、刘麟同学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施文清、刘麟同学以自己惊人的行动，实践了“人活着就是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他人利益高于一切”的铮铮誓言。碧绿的龙潭水映照着他们临危不惧、见义勇为、舍身忘死的不朽精神。他俩的英勇献身是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与脚踏实地、坚毅顽强相结合的升华，是志向和抱负的体现。我们从他们17年走过的足迹和遗留下来发自肺腑的日记，看到了这两位优秀共青团员的理想之光和纯洁美好的心灵。

施文清同学，1974年8月出生于福清江阴门口塘边村。小学时，多次被评为三好生；在江阴中学，任副班长。1989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90年8月以优异成绩录取福清一中高中部。在家乡的沃土上，祖父、父母、乡亲的美德，老师的教诲，潜移默化，熏陶了他，内化为他的品德，外化为他的言行。他家附近有个孤寡残疾五保户施金云，7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施文清从小学起就经常利用节假日与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人挑水、挑粮、砍柴、烧饭，连续不断地照顾这位老人达6年之久。1985年7月，老人患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他每天乘放学时间为老人送饭送水，寻医购药，打扫房间。经过两个月的细心照料，老人康复了。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从来不向学校、同学谈起这件事。

施文清的生活十分俭朴，从不零食，从不乱花一分钱，每餐的菜金，最多只花两角钱。他把祖父、父母给的零用钱、压岁钱积攒起来，为部分困难的团员交纳团费；为班上买了一把小铁锤，一小包铁钉，用来随时修补课桌椅；在“三・二”城头海难募捐时，最先捐款7元5角，为班级的最高额。1990年5月，学校组织初三年到下渚海滩劳动，施文清发现一个同学没带饭，他把自己仅有的用来买菜的5角钱买了5粒馒头给那位同学、自己只用一杯白开水当菜汤吃了顿午饭。

施文清同学诚实稳重，积极向上。他说得少，做得多；有时只做不说；但需要的时候，他不仅大胆说了而且认真做了。不管是担任小组长或是副班长，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尽职尽责，把工作完成得十分完美。有次，学校组织大家到镇上扫街，几个同学感到为难，不太乐意，施文清爽朗地说：“能为群众清扫卫生，这是很光荣的，有什么难为情？！”他扛着扫把，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闲不住，常自找好事做，曾带领团小组清除一大堆垃圾。有几个同学捂着鼻子不敢上前，他却卷着裤管干起来，风趣地说：“臭些算什么，我们都是农村来的，我们忍受一些，许多同学就闻不到臭气了。”个别同学偷懒，作业不按时完成，他总是铁面无私，一个也不放过，为了办好班级黑板报，他四处搜集材料，设计版面，组织抄写，每星期六下午都要忙到四点多オ回家。他总是为班级的大事小事操心，看到有些同学乱扔扫帚，他就劝告说：“你呀，班级的东西这么不爱护，都象你这样，一把扫帚能用几天？”路见不平，他也要管。有次，他和同学上街买东西，看见一个长发青年正在侮辱一位残疾老人，放文清毅然站出来，严厉指责，引来许多围观者的支持。那青年见势不妙，慌忙溜走了。

有人背后说他“爱出风头，多管闲事”，他坦然地说：“如果说这是出风头，那么这样的风头，我就是要出。只要是对的，我就要坚持下去。”

施文清同学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他深知，一个有高度觉悟的学生，也应该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性。除了抓预习、上课、复习、做作业等环节外，还经常苦读到深夜。同学们问他为啥这么抓紧时间，他回答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他刻苦好学，惜时为金，而对身边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同学，总是耐心帮助，真诚相待。

家乡的变迁、祖国的日新月异、师生的真情、火热的生活、革命书籍的陶冶，开阔了他的视野，坚定了他的信念。1989年五六月北京动乱期间，施文清同学每天抽空看报，晚上看“新闻联播”节目。他对天安门前的绝食非常反感，严肃地对同学说：“搞绝食，这不是向党施加压力吗？”看到暴徒丧心病狂地杀害人民子弟兵，他咬牙切齿地说：“这跟土匪有什么不同！”平暴后，他兴奋地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它不是少数敌对分子所能动摇的！”

崇高的理想是生命的灯塔。他日记本上，抄下了古今中外许多名人有关理想的论述。他常对同学说：“理想是指路的明灯，理想必须靠我们去实现，这就不但需要决心和勇气，而且需要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想一想老山前线的同龄人那布满红丝的眼睛，想一想“共青城’的创业者厚茧层层的大手，想一想运动场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想一想涌向图书馆的滚滚人流，我对青春和生命的注释只有两个字：奋斗！1990年3月1日的日记写着：“从物理课十一章第三节的‘保险丝’这课里，我感到，用铅锡合金制成的灰黑的保险丝，平凡得很，然而，当它接到电路上，当通过的电流温度超过它规定值时，它就在危险之前自动切断电路一一自己却身化灰粉，确实是为人民的安全做到粉身碎骨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险丝，那么将会发生多少起火灾事故！由此，我想到我们社会上许多战斗在各自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不也象保险丝一样吗？我想作一个奋斗不息的劳动者，但我更想当一名保险丝式的战士。”正是高远的志向与灿烂的理想之光，时时闪羅在他的心间，闪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才完成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的壮举！

施文清是雷锋式、赖宁式的英雄。前不久，有个同学说雷锋牺牲多少年了，还学他干嘛！”施文清说：“我们学的是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社会所必需的。”有个要好的朋友说：“赖宁同学很傻，年纪轻轻的去救火，简直是送死。”施文清严肃地对他说：“他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死是光荣的，他为保护国家财产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死是值得的。”另一个同学说：“赖宁很勇敢，可是他是独生子，死了，父母靠谁养？”施文清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也是独生子，如果有一天党和人民需要我，我也会象赖宁一样毫不犹豫冲上去！”我们的施文清同学，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刘麟同学，1974年3月出生于福清音西乡松潭村。在三明四中附小、三钢焦化小学读书时，多次被评为区三好生、区优秀运动员、处优秀学生干部。1989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90年8月以高分考入福清一中，任高一年3班团支部书记。他为人爽朗坦诚，幽默风趣，朝气蓬勃，以身作则，与同学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他常说：“生活象杯浓酒，不经过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可口的，我们一起提炼吧。”他常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优，乐他人之乐。林洁玲同学刚从外地转到三明，孤单地坐在座位上，他就主动地向她介绍班级的情况，介绍各个同学的性格特征。魏丽颖同学眼睛出血了，自己不在意，而刘麟却发现了，叫她速到医院治疗。即使离开了三明，仍经常去信帮助鼓励他的好友。1990年4月20日，他给转到厦门读书的许旭日的信中，安慰朋友对“休学”之事不必后悔，告诚朋友“择友要小心”、对于绘画、体育、英语、作文等方面都要抓紧”。他给郑丽香同学的留言是：“人生最主要的是自强、自信，好好把握机会，撑好人生之舵。”他总是闲不住，班级的门窗、课桌、日光灯坏了，他带领几个同学利用中午时间悄悄地修好了，还自己花钱买个起动器装上；每天帮值日生扫宿含，抬饭甑；还常帮小同学洗衣服，却不让人知道；宿舍的同学病了，他二话没说就帮同学拿药、倒水、端饭、蒸饭；把仅有的夹克衫让给衣服不够的何成联同学；把自己心爱的拉力器送给同学用，自己省吃俭用，却十分同情并周济贫困的同学，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周末晚会，他总是亲自布置教室，采购物品，安排节目，积极演出，临场发挥，掌握火候；他还组织班级足球队、课外锻炼小组，来丰富班级的课余生活。高一3班充满和谐、温警的气氛。

刘麟同学爱管“闲事”，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是对国家、对集体、对同学有利的事，他总管到底。1988年7月，三明钢铁厂焦化厂民工棚发生火灾，他闻迅，就举着脸盆，不听祖父的劝阻，奋力抢救国家財产。他心地善良，好抱不平，好几次跟何成联同学谈到一个疯子用菜刀把一个妇女活活砍死而无人劝阻的事，他总是激动地说“我特气！要是我当时在场的话………”他对某地11个男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一个女青年而无人过问的事，也发出同样的感慨。有次，两个同学发生口角、一个同学甚至搬起椅子，准备动武，他忙跑过去，不管三七ニ十一把两人拉开了。在亮同学不小心把水倒到高二年一个同学的身上，那个同学揪住在亮正要动手，他闻声赤脚跑过去，阻止了这场纠纷。王定国和何成联同学下棋，快成平局时，王定国控制不住，讲些刻薄的话。事后，刘对王说：“如此嘟嘟嚷嚷，得意忘形，即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会反感的！”他的思想工作总是刺刀见红，高屋建瓴，有很强的艺术性和针对性。长期受到他帮助的毛文艳、江辉、黄思恩、何成联等同学，一提到刘麟同学的热忱、无私，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

刘麟同学酷爱读书，挤时间阅读大量优秀读物，写了数本读书笔记。抱负是高尚行为成长的萌芽，正因为他追求崇高的目标，他的能力才能那样迅速发展。他胸怀开阔，勇于解剖自己。在一次班会上，他以中学生守则对照自己，情真意切地检查了自己有时“上课爱瞌睡，晚自修爱讲一两句笑话”的毛病，希望同学能督促他，并主动与老实的林宗太同学同坐，以求真正克服。他尊敬老师，佩服许多老师渊博的学识，并能体谅老师的一些困难。有次化学实验课时，老师不慎烧伤了手，他细心地注意到这点，心里很难过；外语老师搬家，他发动同学去帮助；实习老师的语音不太准，有些同学私下议论，他及时予以制止：黄秀草老师授课后，他多次对何成联说：“黄老师太紧张了，我特为他担心。”

刘麟同学以他坚实的步伐，勤奋的、忘我的工作，赢得全班同学的信赖，不愧是优秀的团干部、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人间自有真情在，潭水无情人有情。龙潭水吞噬了我们两位英雄，可他也映照了他俩水晶般纯洁的心。为颂扬两位英雄合已救教入的崇高品质：1991年9月23日，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施文清、刘麟为烈士。玉融百万父老乡亲将水远缅怀两位烈士短暂而闪光的青春。

文  麟  亭

文麟亭是为了纪念福清一中两位烈士——施文清、刘麟两位同学而建的，他们是1990级高一年（3班）学生。亭子建于福清一中凤凰山顶东侧，下瞰福清一中实验楼，掩映在苍松翠柏中。亭子高约4米，呈正六边形结构，基座占地约15平方米。亭子正面横梁正中位置镶嵌着一块灰色磨光大理石匾额，上面镌刻有“文麟亭”三个金色楷体大字；六根粗大的柱子漆成朱红色，正面两根柱子镌刻一副楹联——英烈精神傳萬代，育人業績昭千秋，楹联黑底金字繁体正楷，雄浑大气。

文麟亭

亭子旁侧立有一块纪念碑，用水泥浇筑，高约1米许，正面镶嵌一块灰色磨光大理石，大理石上镌刻有“纪念碑”三字及碑文内容。碑文曰：“施文清生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刘麟生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均系我校九〇级高一年三班学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于渔溪黄檗寺龙潭口，为抢救落水的福建师大实习教师黄秀草而牺牲，一九九一年十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俩革命烈士称号。为弘扬烈士舍己救人精神，特建文麟亭，作为福清市中小学德育基地，以旌其风，以彰其德。”碑文的落款为“福清一中，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立”。

正如碑文所言，修建文麟亭，是为了弘扬烈士舍己救人的精神，表彰其崇高的道德品质，并作为福清市中小学的德育基地。

凤凰山松柏常青，烈士风范长存。

祭扫时黄献荣老书记为学生讲述两位烈士英勇事迹

后 记

福清一中是一所至今已拥有92年历史的名校。九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铸就了福清一中彪炳青史的盛世辉煌；九十多年风雨兼程，唱响了学校惊天动地的风流华章。九十多年来，学校秉承“严勤实活”的校训，坚持“以管理求质量、以质量求效益、以效益求发展”，在培育人才、发展教育、振兴中华的过程中走过了艰辛奋斗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宗师，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为祖国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一批又一批的“一中人”将“革命精神”和优秀传统传承发扬光大，他们从凤凰山下走出，不断奋发进取，砥砺前行，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在当代的许多高技术学科研究上，在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里，建树颇丰，成就卓著，是谓群星璀璨。

仔细阅读福清一中校史，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整个福清一中的历史和近代百年中国的荣辱兴衰休戚与共。国运、校运息息相关，国运兴则校运兴，国运衰则校运衰。1925年，福清一中在风雨中诞生，至1949年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风风雨雨的洗礼，直到走进了新中国，才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编撰《凤凰山革命史》，重现福清一中进步师生用激情和热血浇筑的斗争事迹，展现一幅幅光耀千秋的斗争画卷，勉励莘莘学子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时刻警醒自己，传承一中人优良品质和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传统，爱党、爱国、爱乡、爱校；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继往开来，奋发图强，为福清一中的发展添砖加瓦，为建设“融和向阳、搏拼天下”的新福清谱写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不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原福清一中校史编写组的《福清一中革命史》（1925年－1949年），该书由曹于恩先生整理，周继光、林世甲、林友来、黄献荣、魏公庆、俞长德、陈华光、罗云屏、何明远、吴继斌等人审稿，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原福清市政协调研员张铣、原福清一中党总支书记黄献荣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希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教，以利于我们再版时更正。

　　　　　　　　　　　　　　编者

2020年2月25日